多数模式和少数模式是对于语言的两种处理方式，前者致力于抽取出常量，而后者则致力于将常量置于连续的流变之中。然而，既然口令就是表述的变量，它实现着语言的可能性条件并根据两种处理中的某一种来规定要素的用法，那么就应该回归到口令，将其视作一种能够对这双重方向和对变量的双重处理进行说明的“元语言”。如果说关于语言的功能的问题往往被不恰当地提出，这正是因为人们总是将此种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功能的口令一变量搁置于一旁。与卡内蒂的指示相一致，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语用学状况出发：口令就是一种死亡判决，它始终包含着这样一种判决，即便此种判决是十分温和的，或已然变为象征性的、初始性的、暂时性的，等等。口令将赋予那个接受命令者以直接的死亡，或一种潜在的死亡—如果他不服从的话，或一种他必须加之于其自身、带往别处的死亡。父亲向儿子传达的命令，“你得做这个”“你不能那样做”，这些都不能与某种小型的死亡判决相分离，而儿子则是从其个人的角度来经验此种判决的。死亡，死亡，这就是唯一的判断，它将判断形成为一个系统。裁决。然而口令同样还是另外的事物，后者与其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它就像是一声警告的喊叫或一条逃跑的讯息。说逃跑就是对于口令所作出的一种对抗反应，这是太过简单了；毋宁说，它被包含于口令之中，作为它在某种复杂配置之中的另一面，它的另一个组分。卡内蒂有理由援引狮子的吼叫，它同时宣布了逃跑或死亡。②口令具有两种语调。先知既以逃逸、也以期待死亡的方式来领受口令：犹太教的先知主义将赴死之誓愿、逃亡的冲力与神圣的口令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如果我们思索口令的第一个方面，也即表达于陈述中的死亡，就将清楚看到它对应着之前的要求：虽然死亡本质上关涉于肉体，被归属于肉体，但它的直接性和瞬间性赋予它一种非肉体性转化的真正特征。先于它和紧随它的，可能是一种行为和情感的长时系统，一种肉体的缓慢劳作；但其自身则既不是行为也不是情感，而是纯粹的行动，是表述将它与陈述和判决紧密结合在一起纯粹的转化。这个人死了…你在接受口令之时就已经死了……死亡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是那条无法逾越的、理想的界限，它分离了肉体及其形式和状态；而且，以它为条件(即使是初始性的、象征性的），一个主体才得以改变其形式和状态。卡内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映像形态”(énantiomorphose)：一种指向着永恒的、庄严神圣的主宰者（Maître）的体制，它在每个时刻都通过常量来制定法则，对变型（métamorphose）进行严格的禁止或限制，为形象固定清晰稳定的轮廓，在形式之间建立起两两对立的关系，强迫主体赴死以便从一个主体过渡到另一个。始终是通过某种非肉体性之物，肉体之间才得以相互分离并彼此区分。作为一个肉体的极限(extrémité)，形象就是非肉体性的属性，它限定并终结了肉体：死亡就是形象。正是通过死亡，一个肉体既在时间之中、也在空间之中得以终结；正是通过死亡，它自身之线才形成、勾勒出一个轮廓。存在着死亡的空间，正如存在着死亡的时间。“映像形态的重复导向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还原……对于变型的社会性禁止也许是最为重要的。……被置于阶级之间的，正是死亡这个最为严格的边界。”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中，所有新的肉体都需要建立起一种可对立的形式，以及相互区分的主体构型：死亡就是普遍的非肉体性转化，它被归属于所有肉体，无论从它们的形式和实体的角度来看皆是如此（比如，不借助一种映像性的操作，不借助于新的活动分子的形成一他们必须以前一代活动分子的灭亡为前提，党的实体就不可能独立出来)。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关于魁北克语言的“集体性策略”的宣言，收于Change，n°30：它揭穿了“颠覆性语言的神话”，就好像拥有一种少数的状态就足以获致一种革命性的地位(“此种机械的等同源自于一种对于语言的流俗概念。……一个人之所以拥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是因为他说着工人阶级的语言。……那种认为若阿尔语(joual)[深受英语影响的魁北克地区的民间法语译注]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反文化的力量的论点完全是理想化的”，p.188)。
② Elias Canetti，Masse et puissance.(参见与口令的两个方面相对应的两个关键章节—“命令”及“变形”；以及，尤其是pp.332—333，对于麦加朝圣的描绘，及其两个被编码的方面，即丧葬般的木然与惊惶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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