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的时候，这一结合更加深入。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结合才随着里根入主白宫而真正完成。那时候，似乎对公共产品和产业进行激进私有化以及对劳动组织进行无情打击已经变得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社会普遍相信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应该与美国对全球政治和军事事务的主导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的神话还有：里根推倒了柏林墙，不仅打败了苏联，还打败了社会主义本身，以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国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别无其他道路。[1]
当然，在事实上，有其他选择，无论相反的论述如何铺天盖地。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全球权力各种各样的多边主义安排，在这段时期通常会涉及主要欧洲民族国家间的协同行动如何与美国的单边主义相竞争。当然，多边主义的选择并非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它们却呈现出国家控制与私有化、福利结构和自由市场的不同混合结果。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说，这种竞争乃是基于如下原则：究竟哪种政治安排可以更好地保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利润和延续性。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结合的政治决断当然，这个决断不是在董事会议事厅或政府办公室作出，而是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作出的集中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而控制全球的经济转型，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从福特制向后福特主义转变，或者从以产业生产为中心的范式转向以生命政治生产为中心的范式。这是一个极端的决定，尤其是在我们进行回顾的当下，但这种极端性却彰显了其所要解决任务的重要性，以及管理这种转型的艰巨性。
伴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失败，这个联姻也解体了。事实证明，单边主义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无法管理资本主义的转型，在最近十年左右或看似更久且没完没了的全球战争背景下，经济的无序状态更加恶化了。这种失败因为美国金融崩溃和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为人所共知。事实上，很明显，当我们考察危机的性质以及资本的转型时，单边主义的武器完全无法应对新自由主义面对的挑战。
用最具概括性的术语来说，危机是因为生命政治劳动的新本体论产生的。在当代经济中心所涌现出的智识的、情感的和认知的劳动不可能被工厂社会时代发展出来的规训和统治形式所管控。事实上，我们在其他地方论述过，这种向生命政治生产霸权的转型受益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管控下的帝国主义和产业规训模式过程中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这种转型是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斗争打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统治的某种形式的回应。[2]回归美国单边主义及其帝国主义想象，从而控制这种转型，无异于用老方子来治新病。归根结底，将资本主义经济战略同单边主义结合起来的首要责任，与其说在于美国政府，不如说在于神经过敏的全球股票市场，以及富人惊慌失措的灵魂。小心资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当然，资本依赖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去稳定市场并为利润提供稳定性，这并非第一次。但结果是这种转型的性质以及生命政治生产的必要条件变成了对过时的规训和管控形式的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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