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理论方面而言，德勒兹的著作被用来批判国家的概念。如前文提到，对德勒兹来说，思想的幻觉是超验性；我们行动、思考和想象，但后来却又受我们自己通过行动而创造的形式的束缚。激进的思想需要从那看上去从外部主宰着思想的法则和标准中解放出来。对于电影和文学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作品看作意义的创造，而非看作某种预设的“信息”的表达。对于政治理论而言，这意味着将阶级、国家和身份认同看作是积极的和持续创造的效果，而非看作我们应该去实现或遵守的标准和法则。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也写一本关于德勒兹的哲学的书(Hardt1993)。他已经跟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他也写了一些关于加塔利的作品)组成了搭档,形成了新的政治实践理论(Hardt and Negri 1994)。在这里，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政治看作是固定机构或建制的权力(譬如国家或阶级)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将政治看作是实践中的活的劳动，看作是通过工作和社会联系而构成自身的东西。国家不是某种我们需要去强加于我们生活之上以规范我们行为的法则，我们应该将政治看作是超越于国家形式的东西。政治应该是通过集体劳动和行动而持续创造的行为。不存在预设的单元或标准，无论国家、人类还是“工人”都不应该作为实践的某种基础。在德勒兹与政治理论中，澳大利亚哲学家保罗·帕顿(PaulPatton)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但显著的延伸，他认为德勒兹的哲学能够为政治提供一种积极的方法。帕顿使用“少数主义”这个概念来批判殖民主义的权力模式。土著人口(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应该通过主流白人所拥有的财产标准来考察，但不应该被纳入到这种财产标准之中去。他们对土地和身份认同的呼吁不是要求确认某种预先存在的本质或群体。正是在呼吁和表达他们与土地的新联系的政治行为之中，这些群体既打破了主流的标准也开启了新的未来(Patton2000)。帕顿所谓“社会想象的生成一土著”之中，新的政治学概念可以通过与先前被排斥的各种文化的遭遇而创造出来(Patton 2000:126)。哈特与内格里还有帕顿的著作是特别针对德勒兹通过对斯宾诺莎的政治学的重读而作出的拓展。在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德勒兹坚持斯宾诺莎的内在性，因此社会标准和法则应该被看作是活跃的诸众(multitude)的积极创造。正如德勒兹重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是为了提倡一种内在性的和创造性的哲学，所以两个女性主义哲学家也重读斯宾诺莎(部分地经由德勒兹重读斯宾诺莎)，是为了提倡想象在性别政治中的中心作用。人的身份认同不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我们对他人以及政治的整体的感知而形成的。既存在能动的想象力，譬如，我想象一个能够创造和肯定差异的政治整体或文化；也存在反动的想象力，譬如，白人男性的身体理性变成了政治体的标准。这种对政治创造的强调已经在莫伊拉·加登斯(MoiraGatens)和日内薇薇·利洛德(GenevieveLloyd)的著作中得到艺术的探索，这本新近论述斯宾诺莎的书强调想象在政治方面的输出，它追随德勒兹对哲学传统的肯定性阅读(Gatens and Lloyd1999)。
180
导读德勒兹
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