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理论也运用德勒兹的著作去挑战那种认为政治需要诉诸身份认同来批判主导的秩序的想法。在早期，德勒兹被批判将性别差异消解为非人之流，但是这些批判德勒兹的女性主义者现在和德勒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罗斯·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提倡“游牧主体”:即通过多样的行动和干预而形成多样性的身份认同的身体。将一个人指认为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并不是对其存在的质疑，这些只是与政治差异的其他身体和其他事件相遭遇的结果而已(Braidotti1994)。对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来说，德勒兹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将身体重新思考为超越男人一女人二元对立模式的方法。格罗兹认为，身体的边界或轮廓，是通过其与具有延展性的外部相联系而产生的。在与世界和他者的联系之中，身体的内部和外部边界不是一蹴而就地被给予，而是一个持续地生产和创造的过程(Grosz1994)。
德勒兹论文学的著作(他论述普鲁斯特、萨克-马索克和卡夫卡的作品，以及他经常援引的文学作品)，在关于德勒兹的作品中经常被提及。但是德勒兹之于文学研究的影响仍然不及他论述电影、政治和女性主义理论那样的强度。关于德勒兹与特定作家的关系方面，已经有两本书的研究：尤格妮·何兰德(EugeneHolland)的《波德莱尔与精神分裂分析》(Baudelaireand Schizoanalysis，1993)和约翰·休赫斯(JohnHughes)的《逃逸线：与德勒兹一起阅读哈代、吉辛、康拉德和伍尔夫》(LinesofFlight: Reading Deleuze with Hardy, Gissing, Conrad, Woolf,1997)。虽然尚未存在一种文学批评的“德勒兹式”运动：还没有可以和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的创造，米歇尔·福柯在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影响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提并论的文学批评运动。但关于什么是“德勒兹式”的文学批评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萌芽的生命》(Germinal Life,1999)之中，凯斯·安瑟尔-皮尔森(KeithAnsell-Pearson)运用德勒兹的著作去重读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和 D.H. 劳伦斯(D. H.Lawrence)。安瑟尔-皮尔森引用了德勒兹关于生命和创造的观点，并在这些小说之中找到这些主题。安瑟尔-皮尔森并不提供一种文学理论，而是将文学视为德勒兹自己对达尔文和柏格森(Bergson)的阅读的表达:这些小说描述了一种通过身体而流动并且流经身体的生命，“奢侈的生命在进化的过程中总是超出自我保存的努力”(Ansell-Pearson1999:192)。在《德勒兹主义》(Deleuzism，2000)之中,伊恩·布坎南(IanBuchana)尝试去提供一种德勒兹式的解读方法，而不是仅仅将文学看作是德勒兹自己信念的表达。对于布坎南来说，在文学理论方面采纳德勒兹意味着严肃地对待德勒兹的潜在这个概念。存在现成的文学文本(例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也存在产生了这些文本的潜在力量或权力。根据布坎南的说法，“元批评”(metacommentary)并不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例如将莎士比亚看作“文艺复兴”时代的作者)之中，但它确实试图从文本显现的角度去考察社会的和政治的变迁和问题(Buchanan2000)。布坎南与约翰·马克斯(John Marks)在2000年也编写了一卷关于德勒兹与文学方面的文集，里面展示了研究德勒兹与文学的多种可能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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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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