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曾经为共和主义的自我理解和以一定的方式将其制度化提供了条件。如上所述，国家与经济之间相辅相成，国内政策与国际政治之间也是相辅相成，而这些是民族国家所特有的。当然，这种图式只有在一国政治还能对其“国民经济”发挥影响的情况下才有效。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占据主流的时代里，经济增长不单纯依赖投资，还依赖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比如刺激大众消费（在自由工会的强迫之下)；技术进步，缩短劳动时间，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独立的基础研究)；社会教育系统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但是，在民族经济范畴内，劳资政策和政府的社会政策都可以充分利用分配手段，以便让对社会充满期望和自身素质甚高的民众能获得应有的报酬。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质，9作为与现代国家制度一起发挥作用的经济动力，也为民族国家的确立作出了贡献。但二者的发展很快就不再相互适应。沃勒斯坦说得对，“受地域限制的资本从来就不适应其结构的流动性。它是欧洲市民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0但是，这种条件随着经济生产的国际化而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战略都把连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作为决策依据，这种趋向慢慢影响到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今天的“本土争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全球化已使政治手段很难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交错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不断爆炸；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越来越相对过剩。不是由于传统的世界贸易关系，而是由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给以往的第一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就业问题。如果干预主义政策所针对的国民经济尚存一线生机，主权国家就可以从各自的经济中获得好处。但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国际化，国内政策失去了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于是也失去了对赖以课税的赢利和收入的控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弱，因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所着眼的是全球语境。于是，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它必须同时避免两种非理性的反应：一方面，要避免保护主义和建立卡特尔；另一方面，要避免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补偿，以带来可以预期的社会效果。
第三部分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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