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等。
一个公民国家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在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他们建立认同所依赖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他们作为成人离开了他们原来的传统，情况也是这样。在国家个性形成过程中，人格看起来也是文化和传统网络中的核心环节。国民的偶然组合，用达尔（R.A.Dahl）的话说，就是一个“政治单元”（politicalunit)，它潜在地决定了价值取向的视界，文化斗争和关于伦理一政治自我理解的话语就反映在这个视界当中。比如，在发生分裂时，关于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政治问题，就无须重新加以讨论，但必须与其他的结果一致起来；并非总有新的论据，但总有新的主流派。
当然，在分裂过程中，一个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只有在他们居住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得到平等对待。否则，新的问题还会改头换面一番之后再次出现。在一般情况下，要想消除歧视，不能依靠民族独立，而只能依靠包容。包容对于个体或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十分敏感。所有多元社会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原住民”少数民族问题，在多元文化社会中，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但是，如果多元文化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就会有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承认差异”的包容这一艰难的目标：联邦制的权力分配、国家职能的转换与分解，特别是要保障文化自主性、特殊集体的权利、平等政治以及为了有效保护少数民族而采取的其他措施等。这样在一些特殊区域或特殊政治领域里，也就改变了参与民主过程的民众的基本结构，而又不会破坏民主的原则。
不过，不同种族共同体、语言集体、宗教群体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平等共存，不能以社会的零散化为代价。痛苦的分离过程不能把社会分解为无数相互隔离的亚文化。34一方面，主流文化必须放弃代表一切民众的政治文化的做法；否则，它从一开始就操纵了自我理解话语当中的变量。如果主流文化在一些关系到少数民族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必须预先明确民主的程序，那么，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部分，而不能再是整体。另一方面，共同的政治文化越是把众多的亚文化统一起来，就越是抽象；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保持强大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国家不会四分五裂：
第三部分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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