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有效性基础。
这样一种追问方式导致了对沟通条件的反思。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之后，沟通条件成了论证同等尊重每一个人的道德的唯一资源：
如果善不再是先验给定的，那么，似乎只有在关注共同体成员即其愿望和利益—的过程中才给出了善的原则，而且，这个共同体自身也不再受到限制。说白了，一种主体间性取代了先验的决定性…由于相互要求构成了一种道德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要求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对所有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予以关注，这样，内容和形式也就吻合了。30
由此，图根哈特赢得了康德的普遍化原则，其前提是原初状态的对应条件，在原初状态下，没有谁拥有特权，平等的各方相遇到一起，就能够就所有参与者都合理接受的基本规范达成一致。31但是，图根哈特没有解释清楚，“合理接受”与“对所有人都是合理的”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在道德承认关系当中，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凌驾于善的意志和对共同生活规则的认识之上，那么，评判这些规则的标准就必须从语境自身当中产生出来，因为在语境当中，参与者会对对方的观念和建议相互表示信服。由于参与者进入了合作的交往实践，因此，他们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接受了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前提条件。而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作好了准备，让他人信服，并且彼此信服，这种交往实践才会成为目的；因此，每一位严格的参与者都必须考察清楚，在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前提下，什么对于他是合理的。但是，有了这样一种方法论上可能存在的交往主体间性(在罗尔斯那里，主体间性是原初状态强制的结果)，实际理由的认知意义也就逐步地显示了出来。这样，工具理性的框架也就被打破了。理性道德的有效性基础是一个普遍化的原则，它不能用符合各自自身利益的视角或自身的善的概念来加以证明。我们只能通过对公正判断形成的必要条件加以反思，才能把这个普遍化的原则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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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