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研究也发现，上网对于学习成绩并无强烈影响。不过，“从上网开启一天的生活”与平均绩点(GPA)呈正相关，这或许是因为人们通过网络来获取跟学业相关的信息，或许是用来完成课程作业。相比之下，“听音乐”的时间越长，学生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就越短，平均绩点也越低；两者呈负相关。
整体而言，希尔兹和凯恩的研究发现，上网与社会及心理变量的关系既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他们的发现表明，应该根据人们的上网类型来理解上网与用户的社会及情感幸福间的联系，而非仅仅依据其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来判断。换言之，只有明晰了人们的上网目的是什么，才能理解这之间的关系。
这些分析网上关联增强与社会及情感幸福间关系的研究并未呈现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然而，多数研究似乎印证了“强者愈强”的观点，这表明，使用社交媒体整体来讲是能够增强面对面沟通的，这也说明，社交媒体正被用来增强社会交往，而非替代后者。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回顾的这篇研究分析了通信可供性，以及社交媒体是如何调节人际交往与关联的。这也便于更清晰地呈现前面讨论过的研究发现，即：社交媒体促进了关系构建，增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
社交媒体上的通信可供性
南希·贝姆(NancyBaym,2010)从通信与媒体研究的视角分析了社交媒体上人与人的关联性。她探讨了数字媒体上的核心沟通过程，尤其是我们如何使用介导语言来发展与维护各种关系。贝姆反对将线上与线下并置的技术决定论，试图找到明晰的影响边界。她认为，数字关系是我们线下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激烈的转型工具。换言之，她认为社交媒体是能够丰富我们的自我表现及与他人沟通的工具。在她看来，社交媒体提供了某些独特的可供性。比如，一般来讲，人们初次相遇需要有一个共同地点，而社交媒体摒除了对这个共同地点的需求，因而扩大了潜在关系的范围。而且，即便人们没有明确寻求建立关系，社交媒体也鼓舞着人们形成新的关系。继沃尔瑟等人(Walther et al.，1994)之后，贝姆指出了这种增强关联的三个主要特征：沟通的需求(即让沟通满意度与互动最大化的动机)、假定的相似性(认为使用同一个媒介的用户都相互亲近)及简化的社会线索(缺乏沟通的非语言及副语言线索）。贝姆进而又指出，在网上沟通时，人们往往期待彼此交换个人信息，以减少网上交流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数字媒体不仅促进了关系形成，而且似乎也鼓励人们比在线下情境中更快地透露自己的信息。就像飞机上的人们更愿意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秘密一样，某些网站互动的匿名属性也推动了更大的自我暴露。因此，贝姆认为，社交媒体促使我们快速发现彼此的重要的真实信息，因而要么变得更密切、更亲近，要么因为无法和睦相处而转向另一个极端(Baym,2010)。
第5章 社交媒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