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表明：国家政权与资本密切相关，但它是外在于资本的力量。国家与资本结合成有机联系，意味着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的运行，完全控制资本仅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这种控制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调控失误、错误以及资本应对调控采取的措施，都可能使调控失败。迷信宏观调控手段只会强化单向的强制性命令，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妨害个人自由，阻碍个人潜能的发挥，最终伤害整个社会。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依然坚持李嘉图的错误观点，把分配问题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一是认为由于消费不足而单纯采取刺激消费的手段，以摆脱危机；二是认为分配不合理、财富分配不公造成危机，试图通过采取调整分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两者的错误在于把消费与生产、分配与生产的关系看成是彼此外在的、平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企图在生产以外的领域解决经济危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生产为主导的相互作用，分配、消费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生产。只有资本的生产才是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才是“现代经济学的本题”。可见，金融危机不是脱离资本的生产而产生，恰恰相反，金融危机是现代资本生产的必然结果。基于错误观点开出的任何药方都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宿命，而只能在痛苦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降临。
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策略可以概括为：在维护资本的前提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即利用国家投资（国内的社会投资），或者借助外国资金，并采取相应的其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实质是，作为共同体代表的国家利用社会财富充当资本的“续命膏”。面对现代金融资本的掠夺，社会基本采取容忍的态度，承担了危机的大部分成本，为化解危机提供了社会基础。
当前，我们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即资本运动的空间与时间的矛盾、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西方社会在国家被资本绑架的前提下，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国有资本作为主导力量，没有被资本绑架而拥有明显的独立性，应当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资本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但又不放任资本，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防止经济发生巨大的波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能够逐渐消解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而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会逐渐获得超越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粹形式，为推进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十章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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