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促成一些推测性的结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积累概念—一在“社会总资本”的水平上—一是历史时间的模型吗?也就是说，社会总资本是否确保了人类需求的扩张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方式?总社会资本最终是使历史总体化和时代化的东西吗?是全面的历史化，从而去历史化的主体吗?这些问题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情的抽象，从而将人类历史及其“现实物质基础”定位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希望的恰恰相反的方向。的确，他们似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历史什么也不做，它不“拥有巨大的财富”，它不“进行战争”的劝告是不以为然的!相反，这一切都是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做，是人在占有，在战斗;也不是“历史”把人类当作追求自己目的的手段，仿佛是一个分开的人。历史只不过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然而，如果把这些问题解读为与“历史”的神秘化沆瀣一气，就等于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主体”资本一—社会总资本。这就是忘记了，在资本主义中，总社会资本是使人类历史行为成为可能的综合主体，它为人类行为提供了其历史可解性的统一性。正如马克思在上面引用的一段话之后所说：“那些把价值的自治(Verselbstständigung)看作纯粹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活动。’17从中得出的观点并不是说这种自治不是由人类产生的，而是说人类是平等的，事实上是不对称的，由这种自治产生的，以至于这种自治使“历史只不过是人类追求其目的的活动”这一观点成为可能。“人类历史”之所以是可想象的，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中，人类作为“独立价值运动的人格化和承担者”生产和满足他们的需求，以一种基本的自然过程的力量(Gewalt)行动。18这样，如果整个社会资本及其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19，那么它的时间，可以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时间”，或者实际上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在托姆巴佐斯之后，“资本的有机时间”，而是资本的历史时间，一个其物质基础被引入的历史时间(尽管是高度抽象的)
16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 [1845],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2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98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Company, in MECW, Volume 4, Marx and Engels, 1844-1845, trans. Richard Dixon and Clemens Dutt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93).
17Marx, Capital 2, 185.
18 Marx, Kapital 2, 109 (Capital 2, 185).
19 Marx, Capital 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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