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夜班、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创造了一种呼叫中心文化……技术控制和一般压力、共享公寓、购买力、邻近购物中心的昂贵食物、长时间在出租车上的辗转、频繁的工作变动、工作中开放的性别关系，精力被消耗殆尽，很难保持学术生涯的视角或找到学术工作…是新一代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经历。(Friends ofKolinko2012)
工作压力和对弹性工作时间的需求造成的波动，与全球北方一样大，甚至更高。印度的呼叫中心已经提高了工资，但对于坚持工作的员工来说，主要的担忧是“再转移”的风险：“他们知道自己处在全球重新定位的接收末端(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20%左右)，但他们也知道，这种繁荣只是暂时的，资本/工作可能会转移”(Friends of Kolinko 2012)。实际上，2008年后，古尔冈呼叫中心与菲律宾或南非的竞争对手或印度偏远地区(通常冲突不断)的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加剧了，甚至在全球不稳定的局势转了一个大圈之际，古尔冈呼叫中心与这些地区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减弱。
- 拆卸
如果呼叫中心的工作至少比最残酷的移动无产阶级化水平高出几个等级，那么在电路的最后阶段，我们将再次陷入深渊。在手机的生命周期结束时，数十亿有毒的手机电子垃圾堆积起来，被寻找可回收金属和部件的拾荒者擦洗”(Brophy and de Peuter 2014)。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电子垃圾，不仅包括手机，还包括所有电脑、显示器、电视、电话、电器元件和电子玩具，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流。到2017年，其年销量将“装满排列15000英里的40吨重卡车”(Vidal2013)。我们不得不想象这些卡车从北美(电子垃圾的人均30公斤)和欧洲(超过人均20公斤)到中国(以每人5公斤的重量计算，在绝对数量上仍能产生最大的产量)，印度和非洲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电子垃圾使用率在世界上最低)。
记者阿芙亚·赫希(AfuaHirsch)对加纳首都阿克拉郊外巨大的电子垃圾场阿格布罗什的描述，让我们得以一瞥这些垃圾抵达地。她的报告题为“这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在这个站点上，“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零散地躺在垃圾场大土堆上的各个时代的电脑”。所有的东西都被“染上了棕色和黑色的污迹”；“一大股恶臭的烟雾”和“让人头痛的烟雾”，“在大火中，拆除的物品被焚烧，以清除塑料的痕迹，留下金属”。这里又出现了极端无产化的常见特征：来自加纳北部的十几岁的移民小男孩，每天的收入在60到1.3美元之间，把钱寄回给他们的家人；妇女和女孩在这个站点上“兜售剥了皮的橙子、水袋和熟食”，“把小婴儿用布裹着紧紧地绑在背上”；孩子们用“绑在绳子末端的磁铁，捡起留在泥土里的金属碎片”；成千上万的人住在这里的棚屋里，生活在“肮脏和烟雾弥漫的环境中”(Hirsch2013)。
赛博无产阶级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