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犯罪例子是索马里的海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饱受战争、饥荒、入侵和恐怖袭击的摧残，导致政府的权力被瓦解，“国家崩溃后……对电信服务的需求变得非常大”(Collins2009：204)。索马里是东非地区使用远程办公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由庞大的散居侨民和每年“惊人”的资金数额驱动的(Collins 2009：203)。其结果之一是，索马里主要的电信公司大多是起源于1991年索马里崩溃后接管国家的设施已成为索马里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能力通过复杂的卫星电话、导航系统和数据银行来满足索马里海盗的劫持和赎金要求，还因为他们能保护这些系统不受外国干涉(Jamma2011;Liddle2014)。同样，我们这里的观点是分析性的，而非道德性的：海盗和其他使用手机通信犯罪的行为是他们进入深层社会崩溃的结果，手机可以帮助人们适应生存的条件，但是不要以任何方式反其道而行之。
犯罪转变为政治抵抗有时会有一个临界点。抢劫和暴力的犯罪行为变成了抗议和叛乱的集体行为，而示威和集会被当局取缔。移动电话在这些时刻的作用是:传递号召，检查安全力量，密切关注街道上因动乱和逮捕而生的混乱，拍摄暴力行为。手机被用于反对工作场所剥削或抗议警察杀害朋友和同志的游行之中，以及反抗腐败的精英阶层的游行队伍之中，即使在国家暴力机构试图停止和破坏移动网络，破坏他们的匿名性，以及剔除报复的证据时。例如，2010年，莫桑比克发生了反对谷物价格上涨的大规模骚乱：13人死亡，400人被捕(AP2010)。手机被暴徒广泛使用;政府试图封锁短信，声称暴乱是由犯罪团伙组织的，随后立法禁止移动匿名订阅(Anderson2010)。不管怎样，谷物价格却出现回落。2007年到2008年，从西非到孟加拉国再到埃及(在埃及，他们为2011年后期的起义奠定了基础)，一系列因素的积累，包括基本食品、大宗商品的投机性期货交易，促成了场范围更广的食品骚乱。关于这些暴乱的报道反复提到了“愤怒的穷人”(Economist2010)使用手机的说法。在第八章，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此类事件，看看在这些情况下手机是如何产生极端情绪的。然而，这种时刻往往是针对市场逻辑的移动增强，而不是市场的移动放大的例子。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的手机资本主义的全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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