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实验是根据目前的趋势，即动员不稳定和非正式的工作来更好地为全球资本服务。在讨论他所谓的“非洲的贫困信息化”(Carmody2012)时，卡莫迪认为，非洲大陆的手机覆盖对其研发活动没有明显的改变，也没有改变传统上对农业、燃料和矿产出口的依赖，甚至可能影响上层将价值从穷人榨取到移动公司的跨国所有者那里(Carmody2012：6)。他和他的合著者认为，尽管手机之类的信息通信技术确实在通信和物流方面帮助了小企业，但这种“微薄”的整合仍让人们无法接触到价值链更高层次的人群，而且在改善“高度竞争的市场、提高进口渗透水平”所面临的挑战方面收效甚微。还有人力资本的限制，“使外国公司和进口商能够因其进入非洲市场的能力而获得更多价值”(Murphy等人2014：279)。
然而，比仅仅质疑移动发展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稀释”(Murphy等人2014：279)是资本主义包容新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地球的数字网络不断加深，同时能够有选择地利用和脱离全球化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储备。阿拉尔孔写道，由“次级数字化的不平衡发展”构成的“电子社会形态”(Alarcón2014：2)，其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大众阶层在以资本主义商品的形式下融入一种新的社会综合模式”(2014:2)。
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关于“剩余人口”的讨论来看待这种“新综合”资本通过自身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动力创造出大量永久过剩劳动力。马克思观察到，这意味着许多无产者会习惯性地过度依赖于系统的需求，因此就像“虚拟的乞丐”一样生活，对他们来说，工作总是偶然性的，会经常性地承担失业的风险(1973：604)。手机意味着“虚拟乞丐”概念的具体化和逆转。这些技术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剩余的人口仍然超出了资本的需求，仍然可以间歇性地被召集到全球套利的虚拟工作中，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地“通过排斥而包括进来”(Theorie Communis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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