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农民的终结。几千年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养活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在各种压力的侵蚀下逐渐消失：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者的“城市偏见”(Lipton1977)；单一文化的食品出口政策；高科技农业企业的自动化收割机和转基因种子加入了全球食品行业的供应链；城市化或采掘工业的土地征用(Weis2007)。全球农民越来越不能仅靠农业维持生计，转而依赖定期或永久性的工资劳动，他们正在被缓慢瓦解，这一结果主要是贫穷和暴力剥夺的强制推动，以及工资和城市现代化的拉动造成的。(Wildcat2008)
无产阶级是解放的，也是悲惨的，旋涡将人们从当地的饥荒和狭隘主义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陷入无限的不安全感和新的从属地位。特别是对年轻妇女来说，逃离土地可以从传统的父权压迫中解放出来，但交换条件是工厂对她们的剥削。这种外流推动了原始积累发展到新阶段，而原始积累为早期无产阶级提供了资本。1980年，农业劳动占全球劳动的近一半，但30年后，这一比例接近35%(Dobbs2012：3)。在2010年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1990年这一数字还不到全球人口的40%。与一个世纪前20%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WHO2010;World Bank2013b:6)。
2)新迁移。工人一直是工资的游牧者，但如今，受资本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影响，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受到更严格的监管(MezzadraandNeilson2013)。全世界有2亿多国际移民，约占世界人口的3%，许多是临时工或季节性工人，还有一些是永久性移民(WorldBank 2013b：14,52)。移民工人汇回国内的汇款是世界对外援助总额的三倍多，在一些国家，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DeParle2010)。关于今天人口的流动性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还存在着争论。在19世纪，10%的人口可能已经迁移，主要是通过跨大西洋的路线到达北美的“新世界”；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今天的供应链全球化实际上更有利于资本的流动而不是人的流动(SolimanoandWatts2005)。近几十年来，仅在中国就发生了一场被认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今天的移民与前几个世纪的移民截然不同，他们遵循新的路线，其中包括更多的妇女。许多妇女离开家庭，在海外工作，或者卷入大规模的全球性交易活动。一方面是通过新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比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研究的手机，另一方面是通过智能边界和滞留区的壁垒。后者利用新技术扫描、评价和筛选不同等级和类型的移徙劳动力(熟练/非熟练；创业/难民；常设/临时)，根据国家政策，根据最具地方影响力的资本部门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越来越精确地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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