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卡瑞特拉2007年至2010年所记录的全球“罢工浪潮”的范围和规模，或许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种动荡不安的消息很少流传。实际上，深圳年轻的无产阶级在使用网络方面可能比在这一时期内遭受或抗议的许多或大多数全球其他劳动力要熟练得多。尽管媒体对罢工的报道因地区而异，但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没有像富士康那样引起过全球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富士康成了证明全球媒体对劳工斗争漠不关心的例外。正如彼得·霍尔杰(Hall-Jones2010)所建议的那样，在媒体对工人行动激增的漠视中，包括印度、埃及和希腊的大规模罢工，从官方工会主义的框架之外看来，这种对2008年之后的总体危机的反应几乎没有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这与危机后紧缩运动的其他部分所获得的更广泛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了在一场由网络介导的斗争中出现的不均衡和矛盾。
- 大规模占领运动，新组合？
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的“占领”运动开始凸现，从解放广场到普尔塔德尔斯卡德，再到祖科蒂公园、塔克西姆、加济公园和独立广场。沃兰德/布莱曼彻将这种抗议与“流动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
中产阶级(希腊、西班牙)的反抗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中产阶级，或者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这样(“阿拉伯之春”)，或者因为他们比危机前(土耳其)受到了更大的压迫和经济压力，这不仅包括他们低于应有水平的收入，还包括所有其他社会关系，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和封闭、性别、政治或政治与宗教。(Woland/Blaumachen 2014：9)
根据这一分析，占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经历或害怕再无产阶级化和要求补救的中间阶层成员：“占领”他们声称的物质存在是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需求的关注。(Woland/Blaumachen 2014：11)
然而，占领运动阶级构成的这种特点有一些重要的条件。在开罗，“占领广场”运动的“巅峰”表现为一场大规模起义，在这场起义中，埃及中产阶级的再无产阶级阶层—正如瑟伯恩(Therborn2012：7)所指出的，“大部分是由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毕业生组成”暂时与其他阶层并驾齐驱。青年党“脸谱”(Facebook youth)和“沙阿比”(shaabi)即下层阶级的互动被活动人士认为是反穆巴拉克运动的，而且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Gerbaudo 2012:48)
第八章 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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