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匿名者们也为2011年的斗争周期提供了更广泛的图景。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盖伊·福克斯(GuyFawkes)的面具出现在了从开罗到纽约再到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和广场上。一些戴着它的人是匿名者，但另一些人或许只是普通的抗议者。面具作为反观察和身份识别的象征，从佐罗到副指挥官马科斯，匿名者的面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在对2011年周期的讨论中，《尾注》(Endnotes2013：51—52)指出，在一个人口过剩和劳动力不稳定的时代，当资本几乎可以随意交换人类的成部分时，在当代身份的条件下，就会出现一种完全可抛弃的、可替代的、可相互改变的东西。匿名者的面具作为反抗的标志，也许可以被看做是对当代无产阶级化的“缺乏个性”的挑衅。
黑客活动分子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同斗争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他们拥有神秘的技术专长，有时来自暗处，有时却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在阿桑奇魅力超凡的先锋主义的例子中，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他们对互联网言论自由的具体关注与就业、驱逐和债务等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这些问题导致许多人走上街头和广场，但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形成包含这些问题的政治视野。尽管如此，人们对不负责任的、贪赃枉法的政府普遍都会表示愤慨。
然而，黑客主义者自己也很容易受到他们发动的控制论战争的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自身所采用的数字设备所压制。在监视与秘密监视的战斗中，泄密者和黑客最终能够或者却不愿意保持匿名，一旦被确认，他们便会遭到无情的报复。到2011年底，美国对维基解密的攻击已经导致其活动陷入瘫痪，曼宁在等待审判，因为被黑客朋友揭发；阿桑奇则在伦敦的玻利维亚大使馆寻求庇护。匿名者似乎也受到了其反企业活动的告密者渗透的影响，导致数十人被捕。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斯诺登披露了监视设备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英勇的行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在面临被捕或逃离之前，他只能希望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即便如此清楚，他也无法摆脱最终在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中寻求庇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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