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阶段，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以生产更多的商品，网络可以实现以电子方式连接、地理上分离但功能上一体化的商业运作。电信基础设施、模块化接口、条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使物流革命得以实现，使资本能够接触到全球劳动力和资源。这是控制论的一个方面，不是取代劳工，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它，但是以可能的最低利率，以及在野蛮的劳动套利中具有最大的可处置性。在这方面，在对国际分工的大规模重构中，控制论也激活了新的主观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数百万农民工从土地中涌出，进入新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是电子供应链的终点，然后是这种移植所带来的文化和经济的连续水平的变化。
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控制论在旋涡的第三个时刻，即金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美国的银行是自动取款机，自动银行服务和信用卡网络的早期控制者，他们是“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组成部分(Martin2002)。然而，在网络与金融的交汇处，在全球的股票交易所的数字化中，在金融工具的发展中，比如衍生产品和期货的发展，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规避汇率波动的外国投资的方式，但迅速变成了对风险的投机活动依赖于神秘的风险模型和高频交易的投机活动。(参见McNally 2011)
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出现电子计算机，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出现计算机网络。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领域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对世界经济的价值，包括通信服务，计算机和相关服务，通信产品和半导体，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不变的美元计算，从1990年的8003.49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5万亿美元，再到2010年的2.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在1990年的份额为257503万美元，2000年为517907美元，2010年为729169亿美元(NSB201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通信技术占美国经济私人投资的约1/3，占其他发达经济体私人投资的10%至25%。今天，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在全球经济以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的GDP中所占的份额约为6%(OECD2013a)。
然而，这些数据低估了控制技术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包括在其他产品中包含的数字设备，比如汽车或机床。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信息通信技术是“19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的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许多经济学家表明，它们的重要性不能被评估，因为它们扮演的是一种“通用平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正如早期的通用技术(如蒸汽机、自动机械)在工业革命期间推动了增长一样，促进了新市场的广泛发展，并提供了“与实体城市、道路和港口同等或更重要的”“基础设施”(NSB2012)。
赛博无产阶级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