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里夫金不无道理地认为，我们生活在“文化资本主义”的纪元。因为文化资本主义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开，而几乎全部象征与感性的表达形式的机械装备，都可以让任何性质的美学场域提供服务，不仅能服务于社会控制，而且服务于控制社会。而在控制社会中，要做的就是截获灵魂的注意力，从而控制肉体的行为以便让人们消费物品或服务。①
正是基于这个超工业的背景，我们给这期《媒介学期刊》②确定了最为深层的动机特征。有人曾经想让我们相信，由于“娱乐社会”的突然出现（偌大的骗局），超工业社会肯定会超越工业社会：音乐在社会中占据着极不寻常的地位，此外，音乐的机械转折还增生了闻所未闻的类别和至今完全无法设想的音乐语言；而所有东西都在齐头并进，机器化严重威胁着收听乐曲本身的可能性至少对某些类型的音乐而言是这样，即所谓的“博学音乐”。1920年代的许多音乐家都指出了这种情况，从勋伯格（Schönberg）到巴托克（Bartók），中间还有阿多诺(Adorno)。作为工业模式，机器化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对立。在这个模式中，正如勒儒瓦-高汉（Leroi-Gourhan）所写的那样，“至少需要一定量的参与才可以感觉” “感觉”在这里既是指听见，也是指看见或读到，简而言之是评判和赏析。在这方面，机械转折重新开启了评价问题。
① 参见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到达的时代：新经济革命》，法文版翻译，圣-于佩里(M.Saint-Upéry)，发现出版社，2000年。有关世界音乐的现象，即里夫金所做的简短分析，参见德尼·拉保德(DenisLaborde)的《世界音乐的美人鱼》，《媒介学期刊》第3期，1997年，第243一252页。
②《媒介学期刊》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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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