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技术集合内部，我们可以描述一些反向行动的循环，定义一些历时和共时的过程，完全就如索绪尔语言学中那样，而且尤其是描述技术系统与组成整个社会事实的其他系统之间的接口。
普通器官学于是就成了说明这些不同动力的工具，因为这些动力构成了总体个体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在任何动力中一样，各种冲突不断上演。作为一种实践，普通器官学不仅充当理论模型，还力求描述这些斗争，还描述冲突中所使用的力量和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就在这个时刻，这时的技术系统与构成社会的其他系统正经受着灾难性的境遇，主要由于技术个体化的超速运行，还有由此引发的面向边界的过渡现象勒内·帕塞在《经济与生者》①中提供了这个表达。
这些面向边界的过渡需要对系统自身的定义公理进行修正，这就构成一场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就是指定并超越已经过时之物。在这里，大脑就是一个器官，用来做出个体和集体的决定，处在斗争展开的动力视野中，结果是大脑被载入器官学的视野，而且根据这些视野做出这些决定，它与人造器官的关系是一种构成关系，并根据人造工具做出这些决定。换言之，这些决定改变着它自身的功能。
① 勒内·帕塞(RenéPasset)，《经济与生者》，经济学出版社(Economica)，1996年，第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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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