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过程的结局，它在希腊之前就已经开始，早在西方之前，早在拉斯科之前这种个体化不断增生，不断分蘖，任由一种器官学谱系的摆布，而其中的技术时代也是商品的普世性，是这种个体化的灾难：这个过程导致了历时性与共时性趋势的解体，而没有了这种趋势，便没有惯用语性（idiomaticité），也就是没有了心理与集体的独特性。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工业化引发了象征参与的丧失，参与的丧失本身又摧毁了原始的自恋，而自恋则构成了最佳个体化的可能性。这里在于一种由面向边界的过渡产生的境况，而这个境况只有在被克服时才能存在和变异。
原始自恋的毁灭，由市场营销进行的力比多能量的系统引导与开发所引发，它是感性的器官学谱系的到达点。轰动是自恋化的感性，感觉的拥挤是自恋与冲动倒退的问题，发生在弗洛伊德没有经历过的文化工业时代。但是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过程，它本该被称作“西方”的终结，却与器官学掩星的终结处于同一时代，因为这种掩星把器官(organa）当作人造物。形而上学的历史，它与西方的历史相对应，可能永久压抑着技艺的问题。在人造物中，艺术与精神的张量，艺术与精神的作品，通过空间化对象征进行时间化，它们是个体化的析取性合取，即个体化所包含的量子跳跃的最佳操作者。因此，在感性变成最佳前线的时刻，即作为经济性质的美学战争的前线，它最终成为一场时间的战争（一场计算与独特性的冲突，就在记忆技术与生产工具融合的时代)，艺术与精神的问题再次成为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有将这个事实记录在案，只有这般准备就绪，这场斗争方能展开。
第五章 析取的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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