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斯密的资本学说进一步将资本积累与人的自然欲望结合在一起，从而为追求私利的经济动机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理论辩护。与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斯密认为基于个人私利的充分自由竞争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失衡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价格，使产品在最低的生产成本下被生产出来。在斯密的解释中，资本家是根据最终产品来看待市场的，他们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一方面会进入利润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会按照人们的需要或期望来进行生产。因此，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会迫使价格下降到超额利润消失的生产成本上，而且还会在整体上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在盈利动机和相互竞争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会购买更有效率的生产要素，从而引导劳动和土地在各生产领域中的合理配置，使各种生产要素分配在相对效率最高的生产部门。与此同时，消费者以自己的购买行为作为中介来引导资本家的投资，表现为商品价格和资本利润的上升与下降。斯密据此试图说明，在摆脱了经济计划和政府指导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家自行组织的生产，自由竞争的市场将会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生产资源也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实现最优配置。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以社会公益的名义对经济进行干涉，实际上只是增进了商人和政客的个人私利，国民享受的福利并不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改善。
斯密的经济学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形成。在斯密的解释框架中，社会被当作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活动中，不仅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社会本身也成为与人对立的、拥有自身规律的外在对象。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观念提供了整体的辩护，标志着现代社会在理论上的自觉。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自此才摆脱了传统社会和经院哲学的观念束缚，与此同时，攫取利润的经济动机也得到了道德哲学的支持和辩护。此后，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人反而成为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工具。因此，资本概念及其对利润的解释在理论上具有双重深意：一方面，资本概念意味着财富增长需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从而在经济活动中突出了个人自由(即理性进取与追逐私利）的现实价值，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资本概念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是拥有自身规律的独立实体，又在经济活动中反过来消灭了个人自由的实际意义。人只是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工具，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的困境。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这种既自由又不自由的自由主义遭到了来自经济学内外的广泛的批评。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个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①；而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学说只是在理论上将这种现象复述出来，并以孤立个人的观念为预设前提，给这种现象披上了自然规律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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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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