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目的-理性的行为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被考察——技术手段的经验效能和各适宜手段间选择的连贯性，行为和行为系统在这两方面都能被理性化。手段的理性化要求技术功利性的经验性的知识；决定的理性化则要求价值系统、决策准则以及行为选择之正确推导的解释和内在连贯性。我将把竞争场合中的行为称为战略性的，这是针对这类行为是由相互影响对方决策的意向所决定，并通过某种有目的-理性的方式，即通过仅仅以自身成功为指向的方式来进行的而言。
在社会行为的关联域中，手段的理性化和手段的选择标示着某种生产力的提高，或曰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知识工具的获得，借助它，人类能够改进技术装备、组织管理和利用劳动力的水平。马克思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当然，更精确地作出下列区分是必要的：(1)可以转化为技术、组织方略和合格手段的理性结构与(如果适当的话)知识的发展逻辑；(2)可以解释该知识的获得机制和相应的学习过程；(3)可利用的知识在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中能够被运用的边界条件。只有这三个条件综合在一起，才能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解释理性化过程。然而，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这就是是否其它的理性化过程对于社会进化的解释来说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除生产力的发展以外，马克思亦重视社会运动。但是，当他把被压迫阶级组织起来的斗争本身也设想为某种生产力时，他就在下面两种社会发展动力—技术-组织的进步与阶级斗争一之间，建立起某种混乱的、末加以充分分析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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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