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社会组织原则、学习能力以及可能结构变异范围的假设，在历史发展已经把临界性生存界线诉诸检验之前，不可能经验式地得到清晰的验证。从进化角度进行的对当代的分析总是被阻碍，是因为该分析不能回溯式地考察它们的对象。鉴于这个理由，凡是从进化角度出发的理论类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被迫在某种有启发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去调整它们的假设——一种已经构成关于对象的界定和描述之前提的假设。社会作为工业的、后工业的、技术的、科学的、资本主义的、晚近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体式的、管理的、三重化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特征化，就像许多发展模型一样，根源于当代社会形态与早先社会之间的联结。从这种角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借助于—例如——关于传统社会因之碰壁的系统问题的陈述，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之受到进化挑战的创新发明的陈述，在现存社会形式起源的意义上，承担起确定当代社会组织化原则的任务。我想举两个这类问题的例子，在我看来，它们都要求历史唯物主义来重执牛耳。
在一份室内工作报告中，R·房克(Funke)比较了两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理论方法的不同，一个是“静止资本主义”的理论，其思想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已经被某种新的政治的组织原则（该组织原则必须加以进一步说明）限定在自已的效用之中：另一个是“仍待完成的资本主义”，它是从下列思想出发的：资本主义仍在建立之中，仍处于从半自然的社会关系及其基础结构中清除其传统残留物、并把它们归并到积累过程和商品生产形式内的过程之中。从进化角度看，同一事实的意义可以是极为不同的，这要看它们是否被假设去支持某种关于政府的观点，该政府乃是作为替代物填补着市场的功能性裂缝；或是它们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政府不过表征着对先前半自然的社会关系来说是某种新的、可管理的商品生产形式的建立。同一个危机现象，从一种侧度观察标志着被资本主义限定了的变异范围的穷尽；换一个侧度观察，则标示着某种资本主义的两难处境：它不得不去改变固有的社会关系和基础结构而又没能使其稳定性力量获得再生。设若——就像我为了自己的观点将要假设的那样——相互竞争的各种译解都能或多或少是同样完美地解释一个通用资料，我们又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呢？
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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