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阐述中，同样没有清楚地表明什么样的机制将有助于解释进化性创新。被假定的学习机制解释了认知潜能的增长；可能也解释了向技术战略(它们使生产率得到提高)的转换；也能解释系统问题的出现，这种系统问题一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差异变得足够大时一将威胁该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但它没有解释已产生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例如，国家对亲族系统的取代)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不要求我们对外在自然控制的扩展，而要求这样一种知识，它可以体现于相互作用的结构之中，即体现了与我们自己的内在自然相联系的社会自律的扩展。
这一点可以在工业发达社会的例子中显示出来：生产力的进步已经导致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过程和工业当中劳动组织的分化。但是，已经进入上述“生产社会化”的认识潜能对于道德实践意识—该意识能够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反映了革命变革的迫切要求—来说，却不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样，工业进步就没有一—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用劳动者的革命结合取代他们的孤立性”，而只是用某种新的劳动组织取代了旧的劳动组织。
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问题产生的机制—它触发了、但没有导致生产关系的废除和生产方式的进化性更新。但就是在这种阐释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几乎不能被捍卫。确实，我们知道的若干例证证明，超过以亲族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的适应能力、并破坏了原始公社原有秩序的系统问题，是作为生产力增长的结果而产生的—这一点在波利尼西亚和南非的例子中非常明显。但是，导致第一个文明的出现或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伟大的、内在的进化性进步，尽管是跟随着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却不是以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为条件。在这些场合中，生产力的发展并没能导致某种进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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