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学模型依赖于自身调节系统的自我维持概念，这种系统把自己从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界分了出来。在环境与调节系统之间，有着一个复杂性间距，边界维持系统则面临着发展自身复杂性、使之能适宜地减小环境复杂性的任务。自然进化的承担者乃是物种，每个物种都被一种特定的、能使自身再生产的遗传构造所代表。物种是在群体形式中再生产着它们自己，这种群体形式使它们得以在其生态环境中稳定化。反过来说，这些物种又由个体有机体所组成，个体有机体在它们自身之间以及自身与环境之间产生着相互作用。进化学习过程立刻应用于遗传构造。通过突变过程(该过程可以被理解为遗传信息传递中的某种错误)，各种歧异的表现型被生产了出来。在环境的选择压力下，这些表现型被加以选择，从而使依赖于环境条件的群体的稳定化成为可能。这种非目的论式的学习过程导致某种可以目的论式地予以译解的结果—物种能够在形态学和行为学的意义上被排列-顺序化，也就是说，物种可以根据其肉体组织的复杂性和反应潜能的范围而被排列-顺序化。
在把这种模型应用于社会的发展时，出现了三个基本难题：什么东西与突变过程是等效的?什么东西与群体生存能力是等效的？什么东西与各个物种占有的进化阶梯是等效的？
(1)在我看来，生物学模型的启发作用在于它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向了进化学习机制。在文化传统基础上，显然有着一个产生变异的机制，它在某种目前还不甚明确的意义上，与突变相应。自然进化并非被这样一些个体有机体的个体学习过程——这类过程拓展并改进了遗传设计规定的行为—所影响，因为行为的改进被限定于单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之内，而不能再将其纳入下一轮遗传构造的再生产中。与此不同，在发展的社会文化阶段，学习过程一开始就是社会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学习结果可以被传递。这样一来，文化传统就提示着某种中介，通过这种中介，产生变异的发明创新能够在自然进化机制已经停止工作以后操作运行起来。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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