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有同样困惑的、饶有兴味的语言分析变体(它是被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鼓舞所致)可以在H·佩金(Pitkin)的《维特根斯坦与正义》这本书中发现，它提供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和智者特莱塞马库斯(Thrasymachus)之间有关正义问题对话的解释(这段对话柏拉图曾在《理想国》的头一部书中述及)。如果我们从当前的讨论角度来看特莱塞马库斯，那么，他代表的是经验主义的立场，对他来说，正义不过是强者特殊利益的代名词。苏格拉底则发展了正义的规范主义概念。不管谁说某事为非正义，都必须运用一定的标准，并能为标准确立根基。争论双方都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即某种巨大的差异已经在古希腊人所理解的“正义”概念的规范性内容和现实的制度、行为、实践—所有这些皆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体现着正义—之间产生了出来。然而，苏格拉底是批判性地使概念和现实相对抗，而特莱塞马库斯则贬低概念，去描述以正义的名义而进行的行为。
佩金给出了两种语言游戏间语法上的差别。在这里，运用的是同样的术语，但在一个场合，带有引号标记，另一个场合则没有。说“我喜欢这张图片”与说“这张图片很漂亮”时，已呈现出不同的、经“语法性”调整了的态度（因为在第二种场合，可以继续说“但是我并不喜欢它”)。既如此，那么当我们说“X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斗”或者说“X宣称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斗”时，就与前一个例子是很相似的（因为第二种说法也可以加上“但他实际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在运用诸如正义、美丽、真实这些规范概念(它们乃与普遍的有效性要求相联系)时所呈示的态度，显然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形式。一种相对于中立的观察者位置的态度上的变化，必然会改变这些词汇术语的意义。但是，对于有效性要求的重建和这些概念的规范性内容来说，跟随词汇术语变化而来的将是什么呢?据佩金讲：“我们的概念是习惯性的。但这些概念由以依托的习惯本身并不是任意的，它们乃是根据人类的条件和行为，根据我们的生活形式得以形成。”这可能是对的。但是谁来担保，这些生活形式的语法不仅调整着习惯，而且也给理性以表达呢？从这种依据语言游戏所作的对传统的挪用到M·奥克舍特(Dakeshott)的传统主义，仅仅是很小的一步，这也正是汉尼斯所在的位置，因为当他把美德和正义事先假定为合法统治的有效性基础时，他无论如何只能求助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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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