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某种特殊的评价性准则基质在真实性中领会真实的普遍有效性要求时，奥斯丁抹去了命题真实性之普遍有效性要求与规范正确性(以及真诚性）之间的明确区别。但这已被证明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能在一个给定的言语行为中区别出：
1.一般化了的关联域之隐含的、预先假设的条件；
2.被建立的人际关系的特定意义；
3.隐含提出的、一般的有效性要求。
鉴于1和2确定了标准化言语行为的区别类型(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类型)，3就决定着交往的普遍模式，一种一般性言语中所内在具有的模式。
在进入1和2之前，我想指出，奥斯丁区分施行性和断言性话语的出发点，提供了一种过于狭窄的视角，言语的有效性谱系并非穷尽于我在上述区别中引申出来的两种交往模式。当然，可能不存在这样一种交往模式，在其中，因为每一个言语行为都必须用同样方式满足可领会性的预先假设，故话语的可理解性得到主题的强调。如果在某些交往过程中，发生了可理解性的崩溃，关于可领会性的要求则只有通过诉诸释义学的论证，并进而与有关的语言系统相联结，才能被主题化。然而，一个言说者用以言说其意向的真诚性，却可以通过与强调陈述的真实性以及人际关系的正确性(或适当性)的方式相同的方式，在交往行为的水平上得到强调。真诚性保证主体在语言中呈示自身的透明性，它特别在语言的表达式(expressive)运用中受到重视。范例则是第一人称的语句，这种语句揭示了言说者的愿望、感觉、意向等等(它们在每一个言语行为中被附带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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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