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的冲突解决方式与道德之间的联结，在某些极端场合变得越益清晰。这些场合不承认明确的道德解决办法，又使对规则的违犯(过失行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处于这样的情境中、却又以道德为根基的行为被称为“悲剧性的”，悲剧概念包括对惩罚或内疚的意向性假设，即包括在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时，对那种意识的道德公设的满足。这种情况给一般性道德行为的意义投入了一束阳光，我们把那些保持着相互作用资质的人称作道德完美的人，这些人甚至在处于压力下的(大规模自由冲突的)典型情境中，或在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中，仍然能执着于相互作用资质，用以代替对冲突的无意识的抵御。
正如自我心理学所表明的，自我为下列情形设计了某些机制：在这些情形中，自我似乎在有意识地回避冲突，这些避免冲突的精巧的策略，能对那种类似于溃退的危险作出反应，由于自我仿佛把自身藏于策略之后，危险被摒除于意识之外。外在现实与本能冲动并非危险的唯一源泉，超我的制裁也呈示着某种威胁，如果我们在道德冲突中的行为不同于我们根据清晰的判断后作出的自信的行为，这将引起我们的忧虑。在抵御这些忧虑(它指征着早期忧虑的重现)时，我们同时将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行为意志之间的差异隐藏了起来。然而，自从A·弗洛伊德(Freud)率先在系统化方面作出短暂的努力以来，防卫机制理论并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②饶有趣味的是，近来完成的若干项研究认为，某种对由道德命令侵越而导致的发展-逻辑的调整(如对惩罚的恐惧，羞耻，或良心的疑虑)，有可能对防卫机制进行理想的分类。特定同一性的形成促进了这类调整的产生。因为它使道德洞见——这些洞见比那些可以在其限度内被激发起来的行为动机更高深——的获致变成了可能。
第二章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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