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企业社交媒体运用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剥削互联网用户的无酬劳动、用户生成数据的商品化以及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的用户行为数据。定向广告和经济监督是这一模式的重要方面。受众商品范畴在社交媒体领域变成了互联网产消者商品范畴。
(5)企业“社交媒体”和“Web2.0”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而是庆祝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从而有助于吸引投资者的意识形态。
(6)对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玩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玩劳动的剥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原则。此种剥削往往会让人感觉很有趣(因而，这种有趣无疑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错觉)，并成为自由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7)对数字劳动争论的批判与不同类型的工作活动相混淆，这倾向于淡化剥削，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类似剩余价值、价值、价格和租金等概念。
当今资本主义极为矛盾。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客观内在矛盾的表现。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矛盾的：其范围从超新自由主义(通过实施“为富人和银行实行社会主义”且私有化和削减用于福利、教育、卫生等的公共资金来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纲)到喧嚣、骚乱、抗议、示威和占领（如占领运动或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抗议）以及革命(如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这些政治斗争和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的主观矛盾。现如今批判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基于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传播共享的一个正义的世界，并为此从事学术领域的工作以及进行政治斗争。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数字劳动的讨论置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景观中进行分析。下一个章节我们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的语境是关于数字劳动如何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并在诸如信息社会、信息经济、创意、文化产业和知识工作等的标题下进行讨论。我们生活在哪一种类型的社会中呢？是一个信息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呢？下一章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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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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