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报告表明，富士康工厂主要采用绝对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来增加利润：人们发现这些工厂是无酬加班，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没有一天休息时间的工作要持续到两周以上，等等。有一定量的工资支付，但其管理策略是努力征用工人所能及的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工作日显然与稀缺的空闲时间是分开的，在这期间，工人往往非常疲惫，因为他们必须工作和长时间站立。因此，富士康的一天往往被员工描述为“工作、吃饭和睡觉”，他们说他们“没有娱乐时间”(SACOM,2011a,12)。当被问及“如果度假的话他们喜欢做什么?”绝大多数的回答是“睡觉”。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自由时间和工作时间是分开的，但它们也密切相联系并形成一种辩证关系：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工作时间延长致使自由时间遭到侵蚀而枯竭，它吮吸了工人的生活时间，并把它转化成了工作时间，在此过程中，工人们受到剥削。
马克思认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客观限制：“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越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耗费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人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洗漱、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的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些需求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Marx，1867c，341；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一269页)。以富士康工人为例，报告显示，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最高水平，影响了工人关于睡眠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要求，以至于他们的睡眠和社会时间变得枯竭。工资也太低以至于他们很难保证生存，这意味着收入的缺乏不得不寻求弥补，无论是通过节制（例如，从足够量的食物中，这可能对身体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还是通过其他手段（例如犯罪）获得生存所需要的资源。报告还显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结合，尽管程度较小，但这种结合达到了一定程度：对工人实行军事监视和胁迫的制度，其目的是对他们实行纪律处分，使他们没有间歇地长时间工作，而且工作强度很高，即每小时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还有一种趋势是通过管理提高生产目标：“工人在生产线上不允许说话，每天只能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次乃至于几千次。生产目标不断上升。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快地工作”(SACOM，2011a，15)。工头对工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基本上，我们可以完成生产目标，然而，大约在下午7点，换班结束的一个小时前，通常监工给我们施压要我们加快工作。工作期间我们不得不站立一整天。公司承诺每间隔2小时有十分钟的休息，但这是一个谎言。当我回到宿舍时精疲力尽，我的腿在颤抖。员工流失率相当高，有很多人工作了一个月就辞职了”(SACOM，2011b9)。“生产目标通常是每天5000件，如果订单大量涌入，目标将提高到每小时1000件。生产目标在不断上升。管理人员总是考验工人的能力。如果工人能够完成配额，目标将一天一天地提高，直到工人的能力最大化”(SACOM，2010，12)。马克思(1867c，1019—1023，1025—1034；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88页）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一方面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其中劳动关系被组织为雇佣劳动，并作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其中资本试图尽可能延长工作日。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同上，1023—1025，1034—1038；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90页，第100—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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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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