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方案一直是印度的特点。在此背景下，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2003)谈道，印度“目前处于公司全球化的前沿……公司化和私营化正受到政府和印度精英的欢迎。”她还认为印度如今是被一些诸如信实工业有限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简称 RIL)、塔塔斯(Tatas)、金达尔(Jindals)、韦丹塔(Vedanta)、米塔尔(Mittals)、印孚瑟斯(Infosys)、艾萨尔和阿达格公司(Essar and ADAG Reliance)这样的公司所掌控(Roy，2012)。“样样私有化的时代使得印度经济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同上)。同时，这种财富的积累是基于对农民及农村人口财产的剥夺及对劳动力的剥削之上的，因此印度将出现极端不均衡的发展：“在印度，3亿人属于崭新的、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下的中产阶级，与下界神灵、地狱的鬼魂、干涸的水井、光秃的山峰和裸露的森林共存；25万人因负债而自杀，8亿被剥夺了财产的贫困农民的鬼魂为我们的发展开路。还有那些一天仅凭少于20卢布而生活的人们………”(同上)。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中，软件产业已成为印度经济政策制定的战略重点，其放松管制、出口导向和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已成为印度资本积累的一个具体案例。软件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服务行业，也是最重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门类。印度的软件行业创造了大量价值，但是仅占有限的就业份额。75%的价值出口到国外，主要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是风投者的家园。
外国资本家将软件工程外包给印度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降低开支，增加利润。一个常见的趋势是印度软件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仅为西方劳动力成本标准的零头(介于7%—40%之间)，因此西方公司的利润可以被最大化。工作的临时雇佣也意味着“工作经常是发生在一个无序无规则的环境中，且有大量的工作是和典型的全日制的、有劳动法保护的、签永久的劳动合同和有保障的工作保险的工作有区别的”(Riethof，2005，64；也见Huws，2011)。临时化涉及工作的非正规化(缺乏法律保护、集体谈判）和灵活性（灵活的工作形式：外包、多样化的工作时间及报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人的流动性)。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工作的临时雇佣制度(Saad—Filho and Johnston，2005)。在印度的软件行业，临时性意味着特别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劳动者空间流动的强制性。员工必须去任何资本希望的工作地点工作，他们必须准备着随时承担多种任务并在多种任务之间随意切换，以及准备着超长时间的工作。西方资本投资者以金钱改善了很多印度软件工程师的生活，但这些金钱的好处是以过度劳动、巨大压力、强制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缺乏工作一生活/工作一家庭的平衡、对身体的危害与无保障的雇佣为代价的。劳动者必须承担的工作灵活性与流动性是工作中家庭主妇化的体现。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软件业的工会化依然相当困难。新自由主义对软件行业的关注是内嵌于一个贫富不均、城乡不均和教育不均的发展中的。印度软件工程师不是从事不合格和重复性工作的泰勒主义者：他们需要接受大学教育，从事要求高度逻辑理解和推理的工作。因此，这些工作和从事泰勒制标准的工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印度软件工程师是高素质和被高度剥削的劳动者。列宁(1917，215；译者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把资本输出描述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目的是通过向“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的国家输出资本，实现高额利润（同上，216；译者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在剥削率高的殖民地，剥削劳工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吞并一国)
第八章 新帝国主义的劳动分工：印度软件业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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