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和帕克分析了硅谷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的工作条件，他们指出，这一行业及其获益者的财富与“雇主对无证和有证人员的过度剥削”(同上，6)和极端的性别及种族歧视的有毒工作场所有关，也就是说，在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中，移民妇女尤其是低工资工作者尤其受到有毒物质的影响。工作场所存在多种有毒物质，包括砷、石棉、氯气、氰化物、氟利昂、乙二醇醚、盐酸、异丙醇、铅、硝酸、二氧化硅、焊料、硫酸盐、硫、甲苯、三氯乙烯(TCE)、紫外线油墨和二甲苯等。工人们吸入这些有毒物质，女员工的生殖系统也受到它们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包含：“流产、胎儿畸形、不孕不育、内分泌失调、有毒的乳汁和乳腺癌”，增加了患有心脏或神经管畸形、过敏、哮喘、支气管炎和呼吸系统及喉癌的婴儿的比例。硅谷的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劳动分工也造成居民区和学校的隔离。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的有毒重金属，如镉、氰化物、铅和镍也污染了水、空气和土壤，主要是在移民居住区，这就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二次污染着—在工作场所和自己的家里。一直以来，硅谷的工会就很弱，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中组建工会是很困难的。许多制造业员工都是临时工，他们很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工作。一名柬埔寨籍的工人回应一则关于有毒物质的报告说，“我跟与我有同样感受的同事们说起这事，但他们都担心丢掉工作，所以不愿意声张”。2011年，在加州只有17.1%的雇佣员工是工会的成员。因此，工人们的谈判能力很弱，低技能工作的工资也就更低；失业率居高不下。2000年至2011年，在加州共有60600例失业事件。在2000年至2002年和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失业达到了顶峰。职业健康诊所、圣克拉拉职业健康中心、硅谷毒物联盟等民间社会团体一直致力于记录对工人和环境的污染并与之进行斗争。佩洛和帕克(2002)还表明，出现了在家中进行的计件工作，所有移民家庭都在家里工作，清洗含有有毒物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组件，这种计件工作尤其被用于组装印刷电路板或电缆。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按照每个组件领取工资，有时“少的就像生产每个组件一样只有一美分”(同上，158)。这种计件工作给工厂的装配工人带来压力。他们没有固定的小时工资，所以如果他们工作不够快，没有装配足够多的零件的话，他们就无法生存。马克思把计件工资定义为“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Marx，1867c，694；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页)。他描述了“劳动力的转租”如何是计件工作的典型特征。的确如此，佩洛和帕克指出，在硅谷的家庭作坊，包括儿童，全家齐动员，一同参与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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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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