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原则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缺乏。这意味着，生存斗争是在一个很贫穷的世界上发生的，人类的需要，如果不加限制、节制和延迟，就无法在此得到满足。换言之，要得到任何可能的满足都必须工作，必须为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而从事颇为痛苦的劳动。由于工作具有持久性(实际上它占去了成熟个体的全部生存)，快乐受到阻碍，痛苦得以盛行”(Marcuse，1955，35；译者注：[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一22页)。在以统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中，现实原则采取了操作原则的形式。统治“实行这种统治的，是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的特殊团体和个体”(同上，36；译者注：同上，第22页)。操作原则和剩余价值原则相联系，这个术语描述了“社会统治必不可少的约束”(同上，35；译者注：同上，第21页)。统治引入了“除了造成那些为文明人类的联合所必不可少的控制以外，还引进了一些附加的控制”（同上，37；译者著：同上，第23页)。
马尔库塞(1955)认为，操作原则意味着死神支配人类和社会，而异化则释放了人类内部的侵略性冲动(压制去升华性)，从而导致了一个全面的暴力和侵略性的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高生产率的提高，历史的选择是可能的：消除压制性的现实原则，把必要工作时间最小化，而最大化休闲时间，社会和身体的色情化，爱神塑造了社会和人类，好色的社会关系出现。这样的发展将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但它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不相容。
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夫卡恰洛(Éve Chiap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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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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