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大纲》中的一段认为，劳动是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Marx，1857/1858b，470；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和总体劳动者一样(Gesamtarbeiter)。这个想法也占据了《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他把总体工人定义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Marx，1867c，644；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并认为如果劳动是结合劳动力的一部分，劳动就是生产性的(原著出处)：“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同上；译者注：同上，第582页)。总体工人是一个“总劳动者”，他们的“结合起来的活动就直接实现为同时就是商品总量的全部产品”(同上，1040；译者注：[德]马克思：《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页)，这种“总劳动能力的活动”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从而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直接转化”（同上；译者注：[德]马克思：《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7页)。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体工人是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的工人。总体工人的概念允许对马克思的解释不是以雇佣劳动为核心，因为总体工人作为结合劳动力还包括所有那些活动：其活动是无偿的，但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需求。
在马克思的启发下，安东尼奥·奈格里使用了术语“社会工人”一词，认为无产阶级正在扩大一个“新工人阶级”，“现在扩展到整个生产和再生产领域”(Negri，1982/1988，209)。他在这里提出了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思想，这种总体工人形成了一个集合的、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是异质性的，形成了创造利润所必需的全部奇点。奈格里(1971/1988)在阅读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段”中首次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货币是价值的具体尺度，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会性，因而对价值提出了质疑。劳动社会化会导致“大规模和社会化工人阶级的出现”(同上，104)。社会化工人阶级的概念后来发展成为社会工人的概念(Negri，1982/1988)，而社会工人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重组产生的，这种重组使得以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国家计划为特征的大规模工人解体(同上，205)。社会工人意味着：“越来越认识到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同上，209)，并产生了“分散劳动”(=外包劳动，214)和流动劳动(=劳动的灵活性，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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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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