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和哈维(2012)看来，占领和其他的当代反叛都是街头抗议运动。因此，他们并没有讨论或提及“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或占领运动所创造并使用过的多种平台和工具(例如：全球广场(The Global Square)、Occupii and Riseup 等)。齐泽克(Žižek，2012)根本没有提及媒体，而巴迪欧(Badiou,2012,23)对此只说过一句话，他说，暴乱和革命总是利用媒体和通信设备：“而且鼓声、火光、煽动性宣传单、跑遍大街小巷、轮流轰炸的文字、铃声长鸣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用这些方式以达到让人们瞬间聚集在某个地方的目的，就像今天的电子羊一般温顺听话。”乔姆斯基(2012，46)认为，动员公众的唯一途径是“走出去，到人们所在的地方去—教堂、俱乐部和工会”。他并不认为，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会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互联网上，而不去讨论是否积极或消极的网络社交对行动主义有影响。大卫·哈维(2012，162)认为，“阿拉伯之春”革命和占领运动表明，“真正重要的是街头和广场上的尸体，而不是‘推特’(twitter)或‘脸书’(facebook)上的喋喋不休，那真的很重要。”
乔迪·迪安(2012)更加关注社交媒体的作用。她认为，在交往资本主义中，社交媒体本应该取代政治活动并创造点击式政治活动的虚幻世界，而事实上，它们是后政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后政治以“无传染性的传播”为基础(同上，127)。相反，占领运动将是“在街头上采取行动并支持某种行动”(同上，216)，进而造成一些不便。因此，它将逆转社交媒体的后政治意识形态，并用真正的政治来替代它。占领本应“用支持占领运动的要求和旷日持久的实践来取代移动式的点击主义’”(同上，233)。乔迪·迪安认为，当代叛乱属于社会反叛，而非特定方向的社交媒体叛乱：她认为社交媒体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她视社交媒体的使用为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它只是无害的伪政治。如今，占领运动解构了这种意识形态并以真正的街头政治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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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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