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能够传播的网络化特征，哈特和奈格里似乎认为移动电话网络和在线社交媒体自身固有民主性和公众性。但他们忘了一点，移动电话网络、“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网并不是共同控制、运营和管理的，而是属于1%的公司的私有财产，其主要目的在于积累货币资本。如果这些网络技术是私有的，而不是共同的财产，就很难说是“解放的网络”。这种情况也将积极分子至于危险的境地：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在由西方公司制造和销售的监视技术的帮助下，巴林王国、埃及、伊朗、利比亚或者叙利亚积极分子的手机和网络通信受到监控(Fuchs，2012c)。因此，国家当局审讯、拷打、虐待和杀害积极分子。资本主义通信公司并不是为公众而战运动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把传播公地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方式，其导向是利润责任和特殊的货币利益。想让传播成为一个真正的公众领域，就必须由人民控制，而不是由公司来协调。哈特和奈格里(2012，chapter3)对当代运动使用的“表达和决策技巧”印象深刻，“如隔空握手或‘推特’(twitter)握手”。他们忘了这种技术不仅服务于内部群体，而且服务于“推特”(twitter)的资本利益以及警察对监控什么运动有兴趣。公共空间的自治建设也需要建构超越媒体和互联网资本主义维度的传播共享空间。
(四)立场4——社交媒体和矛盾：一个辩证视角
我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是：作为忽略媒体和技术的社会整体主义、忽视社会的技术还原论以及无视因果关系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认为反叛与（社会）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以矛盾的形式存在着。图12.4显示了叛乱和媒体之间的辩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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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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