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确切地说，卡斯特尔(Castells，2012)关注愤怒和希望情绪所起的作用从危机到抗议的潜在过渡中发挥的作用。然而，主观看法和情绪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们受政治、媒体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一方面是国家的政治、主流媒体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敌对政治或社会运动、另类媒体和另类世界观，这些都与人类主体联系在一起影响着抗议的条件。它们既可以扩大对抗议的影响也可以削弱对抗议的影响。例如，种族主义媒体报道可能助长种族歧视，且或媒体和当代社会本身就属于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社会中，所有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和所有其他的媒体都是矛盾的。因此，它们的影响实际上是矛盾的：它们可能抑制或阻止抗议，或者扩大或助长抗议，或者根本没有多大影响。
另外，不同的媒体（如另类媒体和商业媒体）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之中，并彼此进行着权力斗争。而这些媒体不是影响抗议条件的唯一因素它们与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之间存在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影响着抗议的状况。因此，抗议是否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太复杂，以至于无法计算或预测抗议是否会因某种危机而产生。一旦抗议发生，媒体、政治和文化会对其产生永久性的矛盾影响，而这些因素对抗议的影响是否相当中性、放大或减弱，尚不得而知。敌对社会的抗议要求警察采取行动，而且国家以其有组织的暴力形式对社会运动作出反应。国家对抗议的暴力和针对运动的意识形态暴力(以媒体、政治家和其他人非法攻击的形式）可能再次对抗议产生放大、抑制或微不足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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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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