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导论
马克思的作品对于早期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例如，雷蒙·威廉斯在其早期著作之一《文化与社会：1870—1950》中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颇感兴趣，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今举足轻重(Williams，1958，284)。威廉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他认为这一理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着的连续性，承认“偶然性和某些有限自治”。但是，它把“经济结构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理解为导航线，文化编织于其上，并且人们也是遵循这一导航线来理解文化的”(同上，269)。
爱德华·帕尔默·P.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经验和文化。他捍卫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反对斯大林主义(Thompson，1957)，理论上极“左”地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Thompson，1978)，并反对右翼反马克思的保守态度——譬如，由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引领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反对(Thompson,1973)。汤普森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思维形式首先出现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拜物教、物化的著作中，其次出现在关于人的概念，即在历史中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天性”的著作中(Thompson，1978a，165)。汤普森的政治和理论干预背后的政治视角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立场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它再次把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与愿望的核心，而不是那种响亮的抽象概念中政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两个阵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主义的至爱。它是社会主义立场，因为它重申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不仅坚信人类种族的革命潜力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潜力，而且坚信真正男人和女人的革命潜力”(Thompson，1957，109)。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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