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将本体论还原为数，与海德格尔将数还原为本体论形成镜像，巴迪欧可以断言，本体论的首要存在是建立在集合论基础上的“x”——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特定种类的存在，它的存在只是某种多重性中的一个。
只有胡塞尔将这一问题精确地表述为追溯形式抽象的沉淀意义到它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这样它们就可以通过现象学直觉被重新激活。这不仅是一个数与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数与本体论之间精确联系的问题。这就是胡塞尔式的“基础”问题，或将抽象追溯回它们在直接直觉中的起源所争论的问题。但我不想简单地将胡塞尔式的直觉解释应用于当代数字的文化意义问题。相反，我想用这个当代问题来激发对意义的探究，这需要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修订才能完成。虽然从胡塞尔的调查中得到了启示，但当前的问题是，当代文化的数字化是否给知识带来了与科学危机相当的危机:知识的数字化是否破坏了主体性的经验和概念，而主体性可以为理性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奠定基础？
什么是文化的数字化?
在开始定义文化数字化的现象时，我们可以从“数字化”这个词本身的结构中得到一个线索，其中后缀“-ization”的意思是“放入的形式”，这里所讨论的形式是“数字的”，或者更常见的是“数字的”。数字化是一种主动的过程，它将最初没有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数字形式。当然，当代的文化产品可能会被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但文化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进入数字形式。文化数字化既指将文化产品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也指将非这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刻入数字形式。因此，它既是一个初级文化过程，也是一个次级文化过程:初级是指它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一些当代文化产品的形式;次级是指那些在数字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如此影响的文化产品
那将永远是个谜，是存在的专有名称。(巴迪欧，2007:57-59)
Ian An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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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