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掐的动作就神奇地完成了，既然对掐的禁止足以抑制掐，那它就只有通过预期其目标才能开始。而且应该承认，我身体上的一个部位能够作为一个有待去掐的部位被呈现给我，而不是在这个预期的把握中有待指示的部位被提供给我。但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如果说在涉及掐我的鼻子的时候，我知道它在哪里，在涉及指示我的鼻子的时候，我怎么会不知道它在哪里呢？这也许是因为121 对一个地点的知道可以从多个意义上来理解。古典心理学没有任何用来表达地点意识的这些多样性的概念，因为地点意识对于它来说始终是一种设定意识、一种表象、一种前-置(Vor-stellung)，因为它以此名义将地点作为客观世界的规定性给予我们，因为这样的表象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但是，如果它存在，它就会将其客体毫无含混地并且作为可以透过其全部显现获得辨识的项交付给我们。相反，我们在此不得不构造一些必要的概念以便表达：身体空间可以在一种把握意向中被给予我，而不是在一种认知意向中被给予我。病人对其习惯行为的外壳而非客观环境的身体空间有意识，他的身体作为进入到一个熟悉的环境中的手段而非作为表达一种无动机的、不受约束的空间思维的手段受他支配。当人们要求他做一个具体动作时，他首先以一种疑问的语气重复指令，然后把本己身体安顿在任务所要求的协调位置上，最后做出这个动作。人们注意到，他的整个身体协作完成这一动作，病人不能像正常被试那样将其化简到那些严格说来必不可少的行动。伴随行军礼会出现其他一些表示尊敬的外在标志，伴随右手假装梳头的姿势会出现左手拿着镜子的姿势，伴随右手钉钉子的姿势会出现左手扶钉子的姿势。这是因为指令获得严肃对待，因为只有在精神上置自身于各种具体动作所对应的实际处境中，病人才能根据指令成功地做这些具体动作。正常被试在根据指令行军礼时，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实验处境，因此他将这一动作化简为它最有意义的一些元素，而不会整个地投入其中。①他通过本已身体进行表演，他喜欢扮演士兵，他在士兵的角色中“非真实化”自身，就像演员悄悄地把真实的身体塞进要扮演的人物的“庞大幽灵”中一样。③正常人和演员不会把一些想象的处境当作真实的，相反，他们将自己真实的身体与其生命攸关的处境分离开来，以便让它在想象的处境中呼吸、说话，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哭泣。这是我们的病人不再能够做到的事情。他说，在生活中，“我感觉到各种动作是处境的结果、是各种事件本身之连续的结果；可以说，我和我的各种动作只不过是整体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我几乎意识不到自愿的主动性，……一切都完全独自运行”。同样，为了根据指令做一个动作，他置自己于“协调的情感处境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动作来自于这一处境”。④如果我们打断他的操练，提醒他这是一个实验的处境，他全部的灵活性便消失不见了。运动的引发重新变得不可能，病人必须首先“找到”其胳膊，“找到”各种预备动作所要求的姿势，姿势本身丧失了它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富有旋律性的特征，明显变成了费力地发动起来的一些首尾相接的局部动作的汇集。因此，借助作为一定数量的熟悉活动之能力的我的身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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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