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析可以被弄得更加明晰的关系：哲学只能把这种关系重新置于我们的目光之下，把它提供给我们的观察。
通过这一扩大的意向性观念，现象学的“理解”与局限于考察“各种真实而不变的自然”的古典“理知”区别开来，而现象学可以成为一种发生的现象学。不管涉及一个被知觉的事物、一次历史事件，还是一种学说，“去理解”就是去重新抓住整体意向：不仅是它们对于表象而言之所是、被知觉事物的各种“属性”、某些“历史事实”的尘埃、由学说引入的各种“观念”，而且是在石子、玻璃或蜡块的属性中，在一场革命的全部事实中，在一位哲学家的全部思想中获得表达的独特的实存方式。在每一文明中，问题都在于重新发现黑格尔意义上的观念，即不是客观思维可以通达的一条数理类型的法则，而是针对他人、自然、时间和死亡的一种独一无二的行为准则，是历史学家应该能够复述和接受的为世界赋形的某种方式。这些就是历史的各个维度。与它们相关联，不管是习惯性的还是漫不经心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人类姿势都不会没有含义。我认为自己是因为疲劳而一言不发，某某部长以为自己只不过说了一句应时的话；然而我的沉默和他的说话获得了一种意义，因为我的疲劳或部长的套话不是偶然的，它们表达了某种冷漠，因此还是对处境采取了某种立场。在一个被详加考虑的事件中，在它被亲历的时刻，一切似乎都出自偶然：这个人的雄心，这样的幸运相遇，这般的局部环境似乎都已经是决定性的。但那些偶然之事相互弥补，于是无数的事实就堆积起来了，它们勾勒出某种针对人类处境采取立场的方式，勾勒出其轮廓获得了界定、我们可以就它进行谈论的一个事件。应该要么从意识形态出发，要么从政治出发，要么从宗教出发，要么从经济出发来理解历史？应该要么由其显示出来的内容，要么由作者的心理以及他的各种生活事件来理解某一学说？应该同时用全部的方式来理解，全体具有一种意义，我们将在全部关系下面重新找到相同的存在结构。只要我们不把这些视点孤立开来，只要我们一直通达历史的深处，只要我们重返能够在每一视角中都获得阐明的实存含义的独特核心，全部这些视点就都是正确的。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会用头走路，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它不会用脚来思考。毋宁说，我们既没有必要关心其“头”，也没有必要关心其“脚”，我们关心其身体。对于一个学说的全部经济学的、心理学的说明都是正确的，因为思考者从来都从他自已之所是出发进行思考。只有在针对一个学说的反思成功地把自己与该学说的历史、与各种外部说明相结合，并且成功地把该学说的原因和意义放回到一种实存结构之中的时候，这一反思本身才是全面的。正像胡塞尔所说的，有一种“意义发生”(Sinngenesis)，①归根结底，只有它告诉了我们该学说“想说”什么。就像理解一样，批判应该在所有层面上继续进行；当然，为了批驳一个学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把它与作者生活中的某种偶然联系起来。它所意指的东西不止于此，而且不管在实存中还是在共存中，都不存在纯粹的偶然，因为它们两者都同化那些偶然事件，以便为它们提供理由。最后，正像历史在现在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样，历史在持续中也是不可分割的。与它的那些基础维度相
16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