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它，因为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不是在一些独特的、确定的意识行为中呈现给我们，而是被包含在一般性中。透过这种一般性，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但这正好足以让它们远离我们。我们由此发现，各种感觉信息或记忆只有一般地黏附于它们所属的我们的身体和生活的区域，才能被我们确定地抓住和认识。这种黏附或这种拒绝将被试置于一种确定的处境中，并且为他限定了一个直接可用的心理场，就像一个感觉器官的获得或丧失将物理场中的一个客体提供给或不提供给他的各种直接把握一样。我们不能说被如此建立起来的事实上的处境是对一种处境的单纯意识，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被遗忘的”记忆、胳膊或腿，完全像我的过去或我的身体的“被保存的”区域那样，被展示在我的意识面前，被呈现给我、临近于我。我们更不能说失音症是故意的。意志假定存在着我们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的一些可能性的场域：这是皮埃尔，我可能和他说话或不和他说话。相反，如果我变成了失音的，那么，皮埃尔就不再作为被期望或被拒绝的对话者为我而实存了，这是因为各种可能性的整个场域崩塌了；我甚至退出了沉默这种沟通和含义模式。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论虚伪和自欺。但是，我们随后就得区分心理学的虚伪和形而上学的虚伪。前者通过向其他人隐瞒被试明确地知道的各种思想来欺骗他们。这是一件很容易避免的偶然之事。后者以一般性为手段欺骗自己，它由此通向一种不是注定的，但也不是被肯定和自愿的状态或处境，它甚至出现在“真诚的”或“本真的”人那里：每当他企图毫无保留地成为无论什么的时候。它构成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当神经病发作达到其极点时，被试即使将它当作逃避一种困境的手段，并且像躲入一个避难所那样躲入其中，他也几乎不再听到什么，几乎不再看到什么，几乎变成了在床上挣扎的痉挛的、气喘吁吁的实存。赌气导致的晕眩达到如此程度，以至变成了对无论什么的赌气、对生活的赌气、绝对的赌气。在流逝着的每一瞬间，自由都在降低价值，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自由即使从来都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总是能够打败自欺的辩证法，一宿睡眠无论如何仍具有同样的能力：能够被这一匿名的力量所克服的东西确实应该和这一力量是同性质的。因此，至少应该承认：赌气或失音症随着其持续，变成像事物那样坚实的了；它们变成结构；打断它们的决定出自比“意志”更低层的东西。病人与自己的声音分离了，就像有些昆虫被切去了其爪子一样。病人完全保持没有声音的状态。相应地，心理医学不是通过让病人认识到其病因来对他产生作用的：有时手的一次接触就会使挛缩停止，并让病人恢复说话，①而且变成常规了的相同手法足以在后来控制新的发作。无论如何，尽管意识觉醒在心理治疗中停留为纯粹认知的，如果没有病人与医生结成的个人关系，没有病人给予医生的信任和友谊以及由这一友谊引起的生活改变，病人就不会接受我们刚才向他揭示的他的那些障碍的意义。症状就像痊愈一样，不是在客观意识的或论题意识的层次，而是在下面的层次酝酿出来的。作为处境的失音症还可以被比之于睡眠：我左侧朝下、双膝弯曲躺在床上，我闭着双眼，我缓慢呼吸，我远离我的各项计划。但是，我的意志或意识的能力在那里停止了。就像在狄奥尼索斯秘密祭礼中，信徒们通过模仿神的各种生活场景祈祷他一样，我通过模仿睡眠者的呼吸和姿势召唤睡眠的来访。当信徒们不再把自己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区别开来时，当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意识停止将这种角色与他们特殊的不透明对立起来、并且完全融入到神话中时，神就出现在那里了。存在着睡眠“到来”的一个时刻；它停留在我向它呈现的对它的模仿上面，我成功地成为了我假装要成为的东西：一团没有目光、几乎没有思想、待在某一空间点上、只是通过诸感官的匿名警觉才处于世界之中的物质。无疑这后一关联使醒来成为可能：通过这些半开的门，各种事物将会归来，睡眠者将重回世界。同样，与共存断绝了联系的病人仍然能够知觉到他人的感性外表，仍然能够比如借助日历抽象地构想未来。在这个意义上，睡眠者从来没有完全封闭在自身之中，从来不完全是睡眠者，病人从来没有绝对脱离主体间的世界，从来不完全是病人。但在他们那里使他们回到真实世界得以可能的仍然只是一些非个人的功能：各个感觉器官、语言。在我们总是保持着进入醒觉和健康状态的范围内，我们在睡眠和疾病上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建立在我们的处境中的存在之上，而它本身是一种处境。睡眠、醒觉、疾病、健康不是意识或意志的一些样式，它们预设了一种“实存的步骤”①。失音症并不仅仅代表拒绝说话，厌食症并不仅仅代表拒绝活下去，而且代表拒绝他人或拒绝未来，这一他人和未来没有“内在现象”的传递性质，是一般化的、已实现的和变成了实际处境的。
230
第一部分 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