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爱抚的行为。我是通过我的身体理解他人的，就像我是通过我的身体知觉到“事物”的一样。这样被“理解”的姿势的意义不是处217在姿势的后面，它与姿势所勾画的、我为自己而恢复的世界结构混合在一起，它就展现在姿势本身中，—就像在知觉经验中，壁炉的含义并不在感性场景之外、不在我的目光和我的各种活动在世界之中发现的壁炉之外一样。
语言姿势就像所有其他姿势一样，自己勾勒自己的意义。这一看法一开始令人震惊，然而，如果想理解语言的起源这个总是很迫切的问题，我们确实不得不得出这一点，尽管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实证知识的名义一致拒绝这一观点。似乎不可能一开始就给予词以及姿势一种内在的含义，因为姿势局限于指示人和感性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因为这一世界是通过自然知觉被给予见证者的，因为这样一来意向对象是与姿势本身同时被提供给旁观者的。相反，言语姿势瞄向的是一开始没有被给予每个人的心理景致，而且言语姿势恰恰以沟通为其功能。但是，自然没有给出的东西，文化在这里提供了。那些可利用的含义，也即那些先前的表达行为，在说话主体之间建立了现时的和新的言语可以像姿势参照感性世界一样参照的一个共同世界。言语的意义不是别的，而是它支配这个语言世界的方式，或者它在已获得的各种含义的键盘上进行调制的方式。我在就像一声喊叫这样短暂的一个未分化的行为中抓住这一意义。问题确实只是被转移了：这些可以利用的含义，它们本身是如何被构成的呢？语言一旦形成，我们就会设想言语能够像姿势那样在共同的心理基础上意指。但是，这里所假定的各种句法形式和词汇形式，它们有自己的意义吗？我们确实看到存在着共同于姿势及其意义的东西，比如共同于情绪的表达和情绪本身的东西：微笑、放松的面孔和姿势的轻快实际上包含着恰恰就是快乐本身的行动节奏和在世存在方式。相反，就像许多种语言的实存充分地表明的那样，言语符号及其含义之间的联系难道不是完全偶然的吗？在“第一个说话的人”和第二个说话的人之间，语言要素的沟通不是必然出自与通过各种姿势进行的沟通完全不同的一种类型吗？这就是我们说姿势或情绪的手势表达是“自然的符号”、言语是“约定的符号”时通常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约定是在人们之间的一种后来才有的关系样式，它们假定了一种在先的沟通，而且必须把语言放回到这一沟通进程之中。如果我们只考虑各个词的概念的、最终的意义，那么言语形式(词尾除外)看起来确实是任意的。如果我们把词的情绪意义(我们前面称为其姿势意义的东西，它在比如说诗歌中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在内，事情就不再是这样的了。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词、元音、音素全都是歌唱世界的方式，它们注定是要表象各种客体的，但并非像关于拟声词的素朴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客观的相似，而是因为它们提取客体，并且在词的本义中表达其情绪本质。如果我们能够从词汇表中去掉归因于语音的各种机械规律、归因于外来语的各种污染、归因于语法学家的理性化、归因于语言被自己所模仿的东西，我们或许就会在每一语言的起源处发现一个充分简化的表达系统，但它会比如是如此这般的：如果我们把夜晚称为夜晚，那么把光明称为光明就不是任意的。一种语言中元音占主导地位、另一种语言中辅音占主导地位，以及各种结构和句法的系统，这些代表的并不是表达相同的思想的大量任意约定，而是人类身体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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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