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知觉来说，正在远离的客体的变小、正在趋近的客体的变大分别慢于物理形象在我的视网膜上的变小和变大。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向我们开来的火车要比在现实中向我们开来的火车变得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显得很高的山峰在照片上却变得毫不起眼。最终说来，这就是像塞尚和其他画家通过表现其内部保持可见的一个剖面汤盘所表明的那样，为什么相对我们的脸被斜放的圆盘不受几何透视的影响。我们已经有理由说，如果透视变形是明确地呈现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学习透视法了。但是，按完形理论的表达:斜放的盘子的变形似乎是正面看到的盘子形状与几何透视之间的一种折中，正在远离的客体的表观大小似乎是其可触距离范围内的表观大小和由几何透视指定给它的微小得多的表观大小之间的一种折中。按照人们的说法，形状或大小的恒常性似乎是一种实在的恒常性，除了客体在视网膜上的物理形象之外，似乎还存在着同一客体的“心理形象”(它在前者变化时能够相对保持不变)。实际上，这个烟灰缸的“心理形象”比起同一客体在我的视网膜上的物理形象来说，既不更大也不更小：因为不存在我们能够把它当作一个事物来与物理形象对比的心理形象：物理形象相对于它有一个确定的大小，并且构成为我和事物之间的屏幕。我的知觉不是指向一种意识内容：它指向烟灰缸本身。被知觉的烟灰缸的表观大小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大小。当有人问我在何种直径范围内看到了它时，我只要保持双眼睁开，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动地眯上一只眼睛，抓起一件测量工具，比如一支处在我手臂末端的铅笔，用铅笔标出被烟灰缸所隔断的大小。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应该仅仅说我把被知觉的透视归结为几何透视，说我已经改变了场景的各种比例，说我已经使处在远处的客体变小，说我已经使处在近处的客体变大，而毋宁应该说，通过分割知觉场、通过抽离出烟灰缸、通过设定它是为它自己的，我已经使大，小呈现在那种到那时为止还不包括大小的东西之中。一个正在远离的客体的表观大小的恒常性，并不是能够经受住各种透视变形的客体(就像一个能够抗压的坚硬的客体)的某种心理形象的实际持久性。一个盘子的圆形恒常性并不是圆对透视扁度的抗力，而这就是为什么只用一条实际的轮廓线就能在一块真实的画布上形象地描绘盘子的画家会使观众惊讶不已，尽管他寻求提供的是被亲历的透视。当我注视在我面前伸展至地平线的一条道路时，既不应该说道路的两边向我呈现为辐合的，也不应该说它们向我呈现为平行的：它们是在深度上平行的。透视的显象不是被设定的，平行更不是。透过其虚拟的变形，我朝向道路本身，深度就是既不设定道路的透视投影、也不设定“真实”道路的意向本身。可是，难道一个在二百步远的人不是比在五步处的人更小吗？如果我把他从被知觉背景中隔离出来、如果我测度表观大小，那么他就会变得如此。否则，他既不会更小，也不会在大小上相等：他先于相等与不相等，他是从更远处被看到的同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处于二百步远的人是一个连接得不很好的图形，他提供给我的目光的镜头数量较少、更不准确，他与我的探索能力不那么严格相合。我们还可以说，只要想起视觉场本身并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区域，他就远没有完全占有我的视觉场。说一个客体占据了我的视觉场的少许部分，归根结底是说它没有提供一个丰富的构形来穷尽我的清晰的视觉能力。我的视觉场没有固定的容量，它包含的事物或多或少，完全取决于我是“从远处”还是“从近处”看它们。因此，表观大小是不能撇开距离来界定的：它被距离所蕴含，它也蕴含着距离。辐合、表观大小和距离一个在另一个中被辨识出来，它们自然地相互象征或相互意指，它们是一个处境中的一些抽象因素，它们在它那里是相互等价的；这不是因为知觉主体在它们之间设定了一些客观关系，相反地是因为他并没有单独地设定这些关系，因此也就不需要明确地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来考虑一个正在远离的客体的各种不同的“表观大小”，如果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成为一个论题的对象，那就没必要通过一种综合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有”远离的客体，我们一直在“留住”它、掌握它，逐渐增加的距离不像宽度看起来那样是一种逐渐增大的外在性，它表达的仅仅是：事物开始滑脱我们目光的把握，我们的目光不那么紧密地贴合它。距离是把这种初步的把握与完全的把握(或接近)区分开来的东西。因此，就像在前面定义“正”和“斜”那样，我们通过客体相对于把握能力而言的处境来定义距离。
第二章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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