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爱之外，还有一种虚假的或虚幻的爱。后面这种情形应当区别于一些解释的错误，以及一些我出于自欺把爱这一名称给予了配不上它的各种情绪的错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来都不曾有过勉强算得上的爱，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瞬间相信过我的生命被卷入了这一感情之中，我为了回避自己已经知道的答案从而暗中回避了提出这一问题，我的“爱”只不过是由奉承或自欺构成的。相反，在虚假或虚幻的爱中，我愿意与所爱的人结合，她在一段时间里真的成了我与世界的各种关系的中介，当我说我爱她的时候，我并不“解释”，我的生命已经真的被卷入到一种就像一个旋律那样要求有一个后续的形式之中。确实，在幻灭之后(在我对我自己的错觉显示出来之后)，并且当我尝试理解我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在这一所谓的爱下面重新找到的是有别于爱的其他东西：“所爱4的”女人与另一个人的相似、烦恼、习惯、共同的利益或信念；而且这恰恰是那种使我能够谈论错觉的东西。我爱的只是一些性质(与另一微笑相似的这一微笑，作为一个事实让人接受的这种美，一些姿势和某一举止的这种朝气)而不是那个人本身所是的独特的实存方式。相应地，我并没有完全受到支配，我的过去生活和未来生活的一些区域没被侵入，我在自已这里保持着一些保留给其他东西的位置。于是，有人会说，我要么不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情形中涉及的不是一种虚假的爱，而是一种已经结束的真实的爱；要么我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情形中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爱，哪怕是“虚假的”爱。然而，两种情形都不是。我们不能说这种爱在其存在期间与一种真实的爱是无法分辨的，也不能说在我否认它的时候这种爱变成了“虚假的爱”。我们不能说十五岁时的一次神秘的危机本身缺乏意义，并且由于我在自己后来的生活中随意地更看重它而成为青春期的偶然之事或者一种宗教使命的最初迹象。即使我把我的全部生活都建立在这一青春期偶然之事之上，这一偶然之事也会保持其偶然特征，并且正是我的整个生活成了“虚假的”。在我经历过的那样的神秘危机本身之中，我们应当找到把使命与偶然之事区别开来的某种特征：在第一种情形中，神秘的态度附着在我与世界、与他人的基本关系之中，在第二种情形中，它是主体内部的一种非个人的、没有内在必然性的行为，是“青春期”。同样，真实的爱唤起主体的全部精力，整个地引起他的关心；虚假的爱只涉及他的角色之一：“四十岁男人”(如果涉及一种迟到的爱情)，“旅游者”(如果涉及异国之恋)，“鳏夫”(如果虚假的爱是由一种回忆支撑的)，“儿童”(如果虚假的爱是由关于母亲的回忆支撑的)。当我有了变化或者当所爱之人有了变化，真实的爱就结束了；当我回归自我时，虚假的爱就显示为虚假的了。区别是内在的。但是，由于它涉及感情在我的整个在世存在中的位置，由于虚假的爱关系到我实际经历它时我相信自已所是的角色，而且由于为了辨识其虚假性我需要一种恰恰只能通过幻灭才能获得的对我自己的认识，所以含混性得以延续，而这就是为什么错觉是可能的。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癔症患者的例子。我们习惯于立即就把他看作是一个装病者，但他欺骗的首先是他自己，而这一可塑性重新提出了我们想要摆脱的问题：癔症患者怎么会不能感觉到他感觉的东西、怎么会能够感觉到他没有感觉的东西？他并非假装痛苦、悲伤和愤怒，然而他的“痛苦”、他的“悲伤”和他的“愤怒”区别于“实在的”痛苦、悲伤和愤怒，因为他并非完全是这样的；在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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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