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真理中永恒化的行为。实际上很明显的是，言语不能被看作是思想的一件单纯外衣，表达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已经为己地明确的含义在一个任意的符号系统中的译文。人们反复说，各种声音和各种音素自身并不意味任何东西，而我们的意识在语言中只能找到它已经置于其中的东西。但由此可以得出，语言不能教给我们任何新东西，它最多只能在我们这里引起对于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些含义的一些新的组合。这正是语言经验所要驳斥的东西。交流确实预设了一个联系系统(比如由词典提供的那样的系统)，但它要跨越，而正是句子给予每个单词以意义，正是为了能够被用到不同的语境中，词才逐步承载了一种不可能绝对地固定下来的意义。一句重要的话，一本好书规定了它们的意义。因此，它们以某种方式在它们那里承载着意义。于那个说话的主体，表达行为当然应该使他能够也超越他从前所思考的东西，他应该在他自己的言语中找到不止于他认为置于其中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看到哪怕孤独的思维也如此坚定地在寻求表达。因此，言语是我们在那里借助一些其意义已经给定的词、借助一些已经可以自由使用的含义，尝试着达到某一意向的悖谬活动，而这一意向本身原则上将超越并改变、最终说来将固定它借以获得表达的那些词的意义。已经被构成的语言只能像各种颜料在绘画中那样在表达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如果我们没有眼睛或一般地说没有感官，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绘画，然而这一图画“说出”的东西远远多于我们感官的简单操练就它告诉我们的。因此，在感官所予之外的图画、在已经被构成的语言的所予之外的言语，必定会由于它们自己而具有一种含义的功效，而不用参照一种在观众或听众的精神中为己地实存的含义。“就像画家借助颜料和音乐家借助音符一样，我们借助词，期望用一个场景或一种情绪甚或一种抽象观念构造出一种可以融入到精神之中的等价物或类别。在这里，表达成了主要的东西。我们告知读者，我们让他参与我们的创造活动或诗意活动，我们在其精神的秘密入口安放了关于这一客体或那一感情的一种陈述。”①在画家或说话主体那里，图画和言语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思想的例证，而是把这一思想本身占为己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被导向区分表达已经获得的思想的一种次级言语和使思想首先为我们自己以及为他人而实存的一种原本言语。然而，已经成为某一单义思想的各种单纯标记的所有的词，只是因为它们首先作为原本言语起作用才做到了这一点，而当我们正在“习得”它们的时候、当它们还在发挥表达的原初功能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想起它们具有的、就像一道未知的景致一样的珍贵的外观。因此，自身拥有、与自身相一致并不是思想的定义：在获得物的明晰性取决于实质上模糊的活动(我们通过这种活动已经在我们这里永恒化了逐渐消失的生命的某一时刻)的范围内，它相反地是表达的一个结果，而且它始终是一种错觉。我们被敦促在那种享用其各种获得物的、只不过是在表达的未定进程中的一个暂停的思想下面，去重新发现一种寻求确立自己并且只有通过让已经被构成的语言的各种资源服从于一种新颖用法才能达到这一点的思想。这一活动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最后的事实，因为人们想要给予它的任何说明——要么是把各种新含义还原为已经给定的含义的经验主义说明，要么是设定内在于知识的各种原始形式的一种绝对知识的观念主义说明，总体上说就在于否定它。语言超越我们，不仅因为言语的用法总是假定了并非现实的、每个词都将概括的大量思想，而且还因为另一个更深刻的理由：这些思想在它们的现实性中从来都不曾是、也不再是一些“纯粹”思想，在它们那里已经有所指对于能指的超出，已经有了被思维的思维为了赶上在思维的思维而做出的相同的努力，已经有构成表达的全部神秘的这两者的相同的暂时连接。我们所谓的观念必然与一种表达行为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其自主性的显象归因于它。它是一种文化客体，就像教堂、街道、铅笔或第九交响乐一样。人们会回应说教堂可能被烧掉，道路和铅笔可能被毁掉，而如果第九交响乐的全部乐谱、如果全部的乐器都被化为灰烬，它就只能在那些听过它的人的记忆中再短暂地实存几年；然而相反地，三角形及其属性的观念是不朽的。实际上，三角形及其属性的观念、二次方程的观念有它们历史的和地理的区域，如果我们从中接受它们的传统、传载它们的文化工具碰巧被毁灭了，就需要一些新的创造性表达行为使它们在世界之中显现出来。唯一真实的是，最初的显现一旦被给定，后来的“显现”不会为二次方程——它在我们之间保持为一种不可穷尽的财富——添加任何东西(即使它们成功)和减少任何东西(即使它们失败)。但是，人们同样可以谈论第九交响乐，正像普鲁斯特说过的，不管演奏得好还是坏，它都在其理智的场所中继续存在，或毋宁说它在一种比自然时间更隐秘的时间中驾驭其实存。观念的时间不能被混同于书本在其间出现和消失、乐谱在其间被铭记或被抹去的时间：总是被重印的一本书有朝一日停止被阅读，只剩下几个复本的一曲乐谱突然被探究，观念的实存不能与表达手段的经验实存相混淆，但观念要么持续要么消失，理智的天空向着另一种色彩变化。我们已经区分了可以没有思想而自行产生的经验的言语(作为声音现象的词、某个词在某个时刻被某人说出来的事实)和先验的或本真的言语(一种观念借以开始实存的言语)。但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带有发声或发音的器官以及呼吸器官，或至少带有一个身体以及移动他自己的能力的人，就不会有言语、不会有各种观念。仍然真实的是，思想似乎在言语中比在乐谱或绘画中更能摆脱其物质工具并且永恒地具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从来都因为与物理因果关系的交汇而实存的所有三角形总是有一个等于两直角的三角之和，即使人们已经忘记了几何学，即使没有留下一个知道它的人。但这是因为在这个例子中，言语被应用于一种自然；而乐谱和绘画就像诗歌那样自己创造它们自己的对象，并且只要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它们就会有意地把自己限制在文化世界之中。平庸散文式的言语，尤其是科学的言语是一种文化存在，它有表达一种关于在己自然的真理之抱负。我们知道它绝不是这样，而且对各门科学的现代批评很好地表明了它们建设性地拥有的东西。如果被亲历的空间同等抵触各种非欧几里得度量和欧几里得度量的话，那么“实在的”三角形，即那些被知觉到的三角形并不必然永久拥有等于两直角的三角之和。因此在那些表达样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给予它们中的一个以一种特权，仿佛它表达了一种在已的真理似的。言语和乐谱一样是缄默的，乐谱和言语一样是会说话的。表达处处都是创造性的，而被表达者与它始终是不可分的。不存在能够让语言变得明晰并且把它作为一个客体展开在我们面前的分析。言语行为只是对于实际在说或在听的那个人来说才是明晰的，一旦我们想说明使我们这样理解而不是那样理解的各种理由，它就变成模糊的了。我们可以用我们已经就知觉所谈论的、帕斯卡尔就各种意见所谈论的来谈论它：在三种情况下，一旦我们想把最初被看到的明晰性还原为我们认为这些构成元素所是的东西，它的相同奇迹就消失了。我说话并且不带任何含混性，我理解自己而且被人理解，我重新抓住我的生命并且其他人重新抓住它。我说“我期待很久了”或某人“死了”，而且我认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而，如果我考问暗含在我的话语中的时间或死亡经验，那么在我的精神中就只有晦暗不明了。这是因为我想要谈论言语，想要不断重复已经给予死亡这个词和给予时间这个词一种意义的表达行为，想要扩展它们向我保证的对我的经验的粗略把握，这些第二位或第三位的表达行为，就像其他行为一样，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完全拥有它们的令人信服的明晰性，但我永远不能消除被表达者的根本的晦暗不明，也不能把我的思想与它自己之间的距离化为乌有。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①，在晦暗不明中诞生和展开，同时能够具有明晰性的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无限思想的背面以及它吐露给我们的信息？这将丧失与我们刚才进行的分析的联系并且在结论中颠覆我们在进展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语言超越我们，而我们却在说话。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存在着我们的言语所拼读的一种超越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在假定我们刚才还说是永远不会完成的一种表达之尝试已经完成了，那么在我们刚才证明一种绝对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时候却诉诸于这一思想。这是帕斯卡尔式的护教论的原则；但是，我们越是证明人没有绝对力量，我们越是不让关于一个绝对的断言成为可能的，而是相反让它成为可疑的。事实上，分析表明，不是在语言后面有一种超越的思想，而是思想在言语中自我超越，言语自己形成了我们想要把言语建立在其上的我与我、我与他人的一致。如果我们为它增加一种超越的思想，那么在最初事实和奇迹双重意义上的语言现象不是获得了说明，而是被取消了，因为它是由这一点构成的：一种思想行为因为被表达，从之以后就具有了继续存在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就像人们通常就它所说的，语言表达为我们充当了记忆术的手段：被写在纸上或被托付给记忆的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去解释它的内在能力的话什么助益也没有。进行表达，并不是用一系列的稳定符号(一些确定的思想与它们联系在一起)来替代新的思想，而是借助一些已经使用过的词来确保新意向接管过去的遗产，是以单一的姿态把过去合并到现在中并把这一现在与一个将来连接起来，开启整个一个时间周期，—“获得的”思想在这一期间将以维度的名义保持为在场的，不需要我们从此以后回想它或再现它。我们所谓的思想中的非时间的东西，是那种为了如此地接管过去并且介入到未来中而推定地出自于全部时间、并因此绝不超越于时间的东西。非时间的东西是已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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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