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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①，问题在于理解意识与自然、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或者，问题在于连接观念论视角(在它看来，任何东西都不过是意识的对象)与实在论视角(在它看来，意识融入在客观世界和各种在已事件的组织之中)。或者最终说来，问题在于知道世界与人是如何可为两类研究—一类是说明的，另一类是反思的—所达至的。在另一部著作中，我们已经用另一种语言表述这些古典问题，它把这些问题归并为最重要的问题：最终说来，这一问题在于懂得意义与无意义在我们这里以及在世界之中的关系是什么。那种在世界之中具有意义的东西是由某些独立事实的组合或相遇提供的、产生的吗？或者相反，它只不过是一种绝对理性的表达？人们说各种事件在向我们显现为一种唯一目标的实现或表达时具有一种意义。当我们的诸意向之一得到充实，或者相反，当许多事实或符号以我们的名义被提供给一种理解它们的重新把握时，无论如何，当某一项或许多项作为它们之外的另一事物的表象者或表达而实存时，对我们来说就存在着意义。观念主义的本义是承认任何含义都是离心的、都是一种含义行为或意义给予行为，①是承认不存在自然符号。理解最终说来始终是建构、构造、现时地进行对客体的综合。对本己身体和知觉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一种与客体的关系、一种比这一含义更深刻的含义。事物只不过是一种含义，即含义“事物”。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当我理解一个事物，比如一幅图画时，我并没有现时地对它进行综合，相反，我带着我的各种感觉场、我的知觉场，最终说来带着任何可能存在的一种模式和对于世界的一种普遍组合，我来到它的面前。在主体本身的窟窿中，我们发现了世界的在场，因此主体不应再被理解为综合的主动性，而应被理解为绽出；相对于含义在可以界定世界的符号中的孕育，所有含义或意义给予的主动活动都显得是派生的、第二位的。我们在行为意向性或论题意向性之下，并且作为它的可能性之条件重新发现了一种已经在任何论题或任何判断之前开始运作的作用的意向性、一种“感性世界的逻各斯”，②一种“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艺术”，它就像任何艺术一样，只能在它的各种成果中获得认识。我们在别的地方③做出的结构与含义之间的区分从此获得了阐明；使得圆的格式塔和圆的含义不同的东西就是，后者能够被一种知性(它将圆构成为与一个中心的等距点的场所)所认知，前者被一个熟悉其世界，能够把圆的格式塔作为该世界的一种调制、作为圆的面貌抓住的主体所认知。除了注视，我们没有其他方式知道一幅画或一个事物是什么；只有当我们从某个视点、某一距离、并且在某个方向上注视它们时，简言之，只有当我们让我们与世界的默契服务于场景时，它们的含义才能被揭示。如果我并没有假定一个从某一地方向另一地方注视的主体，那么某一水流的方向这句话不会说出任何东西来。在在己的世界中，所有方向和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这就等于说没有任何方向或运动。如果在知觉中我没有把作为全部静止和全部运动的“土壤”的大地①置于运动和静止之下，那么就不会有现实的运动，我也不会有运动的概念，因为我寓居于大地；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寓居于世、并通过其注视在世界之中划定原初方位标的存在，那么就不会有方向；同样，只是对于一个能够从某一角度或另一角度靠近一件织品的主体而言，该织品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正是通过我在世界之中的涌现，织品才有了一种意义；依然同样的是，一个句子的意义在于它的意图或它的意向，而这又假定了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一个瞄向，一个视点；最终同样的是，视觉的意义是为逻辑、为多彩世界所做的某种准备。在sens这个词的全部词义之下，我们找到了被指引到或吸引到它所不是的东西的一个存在的相同的基本概念，因此，我们总是被引向一个作为绽出的主体的概念、一种在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主动超越的关系。世界与主体是不可分割的，但这个主体无非是对世界的筹划；主体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但这个世界是他本身在筹划的一个世界。主体是在世的，而世界保持为“主观的”，①因为其质地和各种连接都是由主体的超越运动勾勒的。因此，借助作为各种含义之摇篮、全部意义之意义、全部思想之十壤的世界，我们将发现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偶然性与绝对理性、无意义与意义的二者择一的办法。作为我们的处于我们生活视域中的全部经验的原初统一、作为我们全部筹划的唯一项目，我们已经尝试指出的那样的世界，不再是一种构造思维的可见展开，不是一些部分的偶然组合，当然也不是一种指导思维对一种惰性质料的操作，而是整个合理性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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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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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行为的结构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