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虑我们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将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在自己的完全固化中，而且按照反思向我呈现的我那样来把握自己，那么我就是一种还没有被定性为比如“工人”或“资产者”的匿名的、前人类的流动。即使随后我将自己看作是人群中的一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这似乎也只能是对于我的另一种视点；我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工人或资产者，我是一个自由地将自己评估为资产阶级意识或无产阶级意识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我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位置不足以引起阶级觉悟。早在有革命者之前，就有了被剥削者。工人运动并不总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才会有发展。因此，反抗不是一些客观条件的产物，相反，工人采取的想进行革命的决定使他成了一个无产者。现在的评估是由对将来的自由谋划形成的。我们由此可以得出：历史自身没有意义，它具有我们通过我们的意志给予它的那种意义。然而，我们在这里又重新回到了“那要不然”的方法：我们用使决定论取决于主体的构造活动的观念论反思来对抗把主体包含在决定论的网络中的客观思维。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客观思维和反思分析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方面，是不理解各种现象的两种方式。客观思维从无产者的客观状况中推断出阶级意识。观念论反思将无产者的状况还原为无产者对这种状况抱有的意识。前者从由一些客观特征所确定的阶级那里引出阶级意识，后者相反地把“成为工人”还原为成为工人的意识。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是在抽象，因为人们停留在在己和为已的二者择一之中。如果我们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不是想发现觉悟的各种原因(因为没有能够从外部作用于意识的原因)、不是想发现其可能性的各种条件(因为这些使之有效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是阶级意识本身，如果我们最终实践的是一种真正实存的方法，那么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工人或资产者，因为我实际上是在出卖我的劳动，或者因为我实际上与资本主义机构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我决定用阶级斗争的视角看历史的那一天，我并没有更加变成工人或资产者：然而，首先“我作为工人实存着”或“我作为资产者实存着”，而且正是这种与世界和社会的交往方式既推动了我的各种革命的或保守的筹划，又推动了我的各种明确判断：“我是一个工人”或“我是一个资产者”，不过，我们不能从这些筹划推断出这些判断，也不能从这些判断推出这些筹划。将我定性为无产者的并不是被视为各种非个人力量之系统的经济或社会，而是像我在我这里承载它们那样的、像我亲历到它们那样的经济或社会，更不是没有动机的理智活动，而是我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在世存在的方式。我有某种生活方式，我受制于失业和幸运，我不能支配我的生活，我按周领取工资，我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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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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