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我的劳动条件，也不能控制我的劳动产品，因此，我在我的工07厂、我的国家和我的生活中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我习惯于考虑我不尊重，却必须小心对待的命运。或者，我作为一个短工在劳作，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农场，甚至没有劳动工具，我在收割季节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出卖劳力，即使在我很想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也感到在我之上有一种无名的力量让我成为一个流民。或者最终说来，我是其主人还没有给它通电的一个农场的佃农，尽管电就在不到两百米远的地方。我和自己的家人只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单间，虽然可以很容易地在这座房子里整理出其他房间。我的那些工厂同伴或收割季同伴，或其他佃农在一些相似的条件下干着和我相同的活，我们在同样的处境中共存，我们不是通过比较(好像每个人最初都在己地生活着)，而是以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姿势为起点感觉到我们是同类。这些处境没有假定任何明确的评价，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不言明的评价，这乃是自由的冲动，这种自由没有克服未知障碍的筹划，在这三种情形中我们都不能谈论选择，我出生了、我实存着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为艰难的和受约束的就足够了，我并没有选择那样做。然而，我用不着投入阶级意识、用不着明白自己是无产者、用不着成为革命者，事情就能够总是那个样子。那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工人了解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在罢工之后，涨了工资，并且注意到，自己工厂的工资随后也涨了。这样他与之做斗争的命运开始逐步明确了。不经常见到工人，不同于他们，不大喜欢他们的打短工者看到物品价格上涨了、生活成本增加了，发现人们生活不下去了。他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指责城里的工人，阶级意识也就没能产生。假如这种意识产生了，这不是因为打短工者已经决定成为一个革命者，并因此评估其实际状况，而是因为他具体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人们的生活的同步，感觉到了他们的命运的一致。不愿意混同于打短工者、更不愿意混同于城市工人的小佃农(各种习俗和各种价值评判构成的世界把他们分离开来)，在付给打短工者一份微薄的工资时，会感觉到自己和他们是站在一边的，在知道自己的农场主掌控着许多工业企业的董事会时，甚至会感觉到自已与城里的工人们是利害一致的。社会空间开始分化，人们看到由被剥削者构成的一个区域出现了。在来自社会视域的无论哪一个点的推动下，超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职业的重新组合明朗起来了。阶级获得了实现，而且我们要说，当客观地存在于无产者各派别之间的关联(即一个绝对的观察者在它们之间认识到的关联)，最终在对共同于每一派别的实存的某个障碍的知觉中被亲历时，一个处境就是革命性的。革命表征在某一时刻的出现根本不是必然的。比如，说俄罗斯农民在1917年明确打算革命和改变所有制，这是值得怀疑的。革命日复一日地从一些临近的目标与一些不那么临近的目标的关联中产生出来。不是每一个无产者都需要将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意义上的无产者。只要打短工者或佃农感觉到自已正在走向城里的工人的道路也正通向的某个十字路口就足够了。他们全都通向如果事先向他们描述或描绘出来，就会让他们感到害怕的革命。我们最多可以说，革命处在他们的步伐的尽头，且以“这种状况应该改变”的形式处在他们的筹划中，这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各种艰辛中、在自己的某些特殊成见的背景中具体地体验到的。不管命运还是打破它的自由行为都不是被表象出来的，它们是模糊地被亲历到的。这不是想说工人和农民在不知不觉中进行革命，不是想说他们那里有被有意识的鼓动者巧妙利用的一些“基本的”、盲目的“力量”。警察局长或许真的是这样看待历史的。但是，这样一些看法使其在面对真正的革命处境时毫无应对的办法：在这一处境中，就像借助了预定和谐一样，鼓动者的各种口号立即获得了理解，并且到处都可以找到一些同谋，因为它们使潜存于所有生产者生活之中的东西明确起来。革命运动就像艺术家的工作一样，是一种自己创造其各种表达工具和手段的意向。革命的筹划不是审慎判断的结果，不是一个目标的明确设定。它在宣传家那里是这样的，因为宣传家是由知识分子培育的；或者它在知识分子那里是这样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按照某些思想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的。革命筹划只有是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在人与其职业的各种关联中制定出来的时候，才会停止成为一个思想者的抽象决定，才会变成一种历史现实。因此，完全真实的是，我是在面对一场可能的革命采取立场时，认识到了自己是工人或资产者；这一立场的采取不是机械因果地来自我的工人身份或资产者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阶级都有其叛徒)，更不是一种无原由的、没深思的和无根据的评估，而是由一种细微的过程酝酿出来的，且在表现为言语并与一些客观目的关联起来之前就已经成熟于共存之中。人们有理由评论说，造就最有觉悟的革命者的不是极度的贫困，但人们忘了问一问，为什么繁荣的恢复常常引发群众的极端化。这是因为生活压力的减轻使社会空间的一种新的结构成为可能：人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那些最直接的担忧，而是有了新的生活筹划的活动和空间。因此，这一事实并没有证明工人是无缘无故地(exnihilo)成为工人或革命者的，相反，他是在某种共存的基石之上成为的。我们讨论的看法的错误总体来说在于，它仅仅考虑理智的筹划，而没有考虑实存的筹划：实存的筹划集中于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通向生活对之没有任何的表象，只有在达到的时刻才有认识的一个既确定又不确定的目标。人们把意向性归并为某些客观化行为的特例，人们将无产阶级的状况当作思维的对象，而且人们依据观念论的通常方法，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无产阶级的状况就像思维的任何对象一样，只有在将其构成为对象的意识面前，且通过这个意识，才会继续存在。观念论(就像客观思维一样)把朝向其对象而不是设定其对象的真正意向性放在一边。观念论无视这些意识方式的疑问式、虚拟式、愿望、期待、肯定的不确定性，它只认识到现在或将来的直陈意识，而这就是为什么它没有能够成功地说明阶级。因为阶级既没有被确认，也没有被宣告；就像资本主义机制的命运一样，就像革命一样，阶级在被思考之前就已经作为不断的在场、可能性、谜和神话被亲历到了。说阶级意识是一个决定和一个选择的结果，这等于说问题在它们被提出的时候就被解决了，任何问题都已经包含了它所期待的回答，这归根结底等于回到内在性并放弃理解历史。实际上，理智筹划和目标设定只是对一个实存筹划的完善。是我给予我的生活以意义和未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意义和这个未来是被构想出来的，相反，它们是从我的现在和过去，尤其是从我的现在和过去的共存方式中涌现出来的。甚至在将自己变成革命者的知识分子那里，决定也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它有时是继长期的孤独而来的：知识分子寻找一种非常需要他并治愈其主体性的学说；他有时听从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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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