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它在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过去了；将来只不过在表面上拥有我们走向的一个目标的方向，因为它很快就成为现在，于是我们就517会转向另一个将来。这一时间是我们的各种身体机能——它们就像它一样是循环的—的时间，它也是我们与之共存的自然的时间。它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介人的雏形和抽象形式，因为它持续地吞噬它自己，并且瓦解它刚刚形成的东西。只要我们设定为己和在己没有介质地彼此面对，只要我们没有在我们和世界之间觉察到主体性的这一自然的雏形，这种取决于它自己的前个人时间，那就需要一些行为来促使时间的涌现；而一切都是相同名义下的选择：呼吸反射和道德决定、守成和创造。对于我们来说，意识只有回避构成其基础并且就是其诞生的事件，才能够赋予自已这一普遍构造的能力。意识——世界对它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它发现世界是“已经被构成的”且甚至在它那里是在场的——没有绝对地选择不管其存在还是其存在方式。
那么，自由是什么呢？出生，这既是出生自世界，也是向着世界出生。世界是已经被构成的，但它从来没有被完全构成。在前一关系中，我们是被引起的，在后一关系中，我们向无限多的可能开放。但是，这一分析仍然是抽象的，因为我们同时实存于这两种关系之中。因此，从来不存在决定论，也从来不存在绝对选择；我从来不是事物，也从来不是纯粹意识。尤其是，即使我们的首创性，即使我们已经选择的处境，一旦仿佛借助某种神佑被接收下来，就会引领我们。“角色”和处境的一般性将帮助做出决定，在处境和接受这一处境的人之间的交流中，要划定“处境部分”和“自由部分”是不可能的。比如，人们为了让一个人说出某些东西而折磨他。如果他拒绝说出人们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人名和地址，那不是由于一种孤独无依的决定。他仍然觉得自己与同志们是在一起的，仍然参与到共同的战斗中，他好像是不能说出来。或者几个月或几年以来，他在思想中已经正视了这种考验，并且将自已的全部生命都置于其中了。或者最后，他想通过战胜考验来证明他对自由的一贯看法和说法。这些动机没有消除自由，但它们至少使得它不处在存在中就不成其为自由。最终说来，经受痛苦的不是一种纯粹意识，而是那个和他的同志们在一起，或者和他所爱的并且他在其目光下生活的人在一起的被捕者，或者最终说来是带着其骄傲地要求的孤独的意识，即仍然是某种共存的方式。当然是那个在其监狱中的个体每天重新激活着这些幻想，它们把他给予它们的力量还给了他，但反过来说，他之所以沉入到这一行动中，他之所以与这些同志们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依恋于这种道德，是因为历史的处境、同志们、他周围的世界似乎在期待着他的如此举止。我们可以没有止境地继续这样分析下去。我们选择我们的世界，世界也选择我们。确实，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我们自身中保留一处存在无法渗透的避难所，而不会使得这一自由只是由于被亲历到，就立刻具有存在的端倪，并且成为动机和支撑。具体地获得把握，自由始终是外在和内在的一种相遇，甚至我们藉之开始的前人类的、前历史的自由也是如此；随着对我们生活的身体方面和制度方面的某些既定的东西的容忍的减少，自由会降低，但永远不会变成没有。就像胡塞尔所说的，有一个“自由的场域”和一种“有条件的自由”，①这不是因为它在这个场域的各个边界之内是绝对的，在场域外就什么也不是(就像知觉场一样，这个场域是没有线性边界的)，而是因为我有一些临近的可能性和一些遥远的可能性。我们的介入维系着我们的力量，不存在没有某种力量的自由。有人说，我们的自由要么就是全部，要么就什么都不是。这种两难困境是客观思维和作为其同谋的反思分析所陷入的困境。如果我们实际地处在存在之中，那么，我们的各种行动就应该必然地来自于外部，如果我们回到构造意识，它们就应该来自于内部。但是，我们已经正确地学会了认识各种现象的秩序。我们在一种错综复杂的相混中与世界和他者结合在一起。处境的观念在我们的各种介入的起点就排除了绝对自由，另外它同样在它们的终点排除绝对自由。没有一种介入，哪怕是在黑格尔式的国家中的介人，能够使我超越所有的差异，能够使我对于一切都是自由的。这一普遍性本身，只是因为它要被亲历，就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突显在世界的背景上，实存既一般化又特殊化它所指向的一切东西，并且不会成为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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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